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了这个最黑暗、也最符合逻辑的可能性。
“林律师，你没事吧？”老韩担忧地看着我苍白的脸色。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没事，韩老师。谢谢您，这些信息……非常重要。费用我……”
“费用不用提了。”老韩摆摆手，神情凝重，“林律师，我看得出来，这事不简单。牵扯到旧案，又可能关系到……你家里人。你自己一定要万分小心。这些处理后的图像数据，我已经彻底销毁了原始处理痕迹，这个平板和打印出来的对比图（他指了指信封），你收好。以后……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再找我做类似的事情了。我毕竟还在体制内，有些风险，担不起。”
我理解他的顾虑，郑重地接过平板和信封：“我明白，韩老师。今天的事，我绝不会对任何人提起。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老韩点点头，没再多说，匆匆起身离开了。
我独自坐在嘈杂的茶餐厅里，周围是食客的喧哗和碗碟的碰撞声，但我却感觉置身于一个无声的、冰冷的真空。手里的信封和平板，重逾千斤。
真相，往往比想象的更残酷。
我以为找到了生父，找到了迟来的亲情和强大的依靠。却没想到，找到的，可能是另一个深渊的入口。
周文远温和关切的电话，此刻回想起来，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他的每一句关心，每一次援手，都可能藏着更深的目的——安抚我，稳住我，监控我，确保那个可能葬送他一切的铁盒子，永远不见天日。
我该怎么办？
拿着这些并不算铁证的照片对比图，去质问他？他有一万种方式可以否认，甚至可能因此彻底撕破脸，用更激烈的手段对付我。毕竟，现在的我，虽然有裴野，有工作室，但在周文远那样的资本巨鳄面前，依然脆弱得像蝼蚁。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维持这虚假的父女温情？我做不到。一想到母亲可能因为他而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和隐瞒，一想到他可能也是造成河东村悲剧的推手之一，我就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好”。
而且，昨晚的监视事件，像一根刺，时刻提醒我危险的迫近。如果他真的起了疑心，或者决定先下手为强……
不，不能坐以待毙。
我将平板和信封小心地放进随身携带的、带有内层防盗设计的通勤包里。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下一步。
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裴野安排的安保要启用，沈明玥那边也要知会，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头。
其次，证据。老照片对比图还不够，需要更多能直接证明周文远与河东村事件、与林国栋早期非法交易有关的证据。母亲铁盒里没有，可能在她销毁的原件里，或者在周文远自己手里，又或者，在当年其他知情人那里。寻找难度极大。
再次，策略。不能硬碰硬。或许……可以利用周文远现在表现出来的、想要修复父女关系的心理，进行更深入的、更小心翼翼的试探和博弈。比如，在即将到来的那场公开讲座上，接触他的朋友，或许能有意外的收获。同时，要营造出我对他毫无怀疑、甚至逐渐依赖他的假象，降低他的戒心。
这很难，需要极高的演技和心理素质。但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相对安全且可能有效的方法。
走出茶餐厅，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拿出手机，给裴野发了一条信息：“鉴定结果出来了，不太乐观。晚上见面细说。另外，你安排的安保，可以启用了，要最隐蔽的那种。”
几乎秒回：“收到。我马上安排。晚上我去接你，等我。”
简单的回复，却给了我莫大的支撑。
接着，我又给沈明玥发了加密信息：“老照片对比结果高度指向周。我需要你动用所有可信渠道，秘密调查周文远八五到八七年间在南方（特别是事发地周边）的所有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和出行记录。不惜代价，但要绝对安全。”
沈明玥很快回复：“明白。已经开始。你自己小心，最近少出门，保持联系。”
安排好这些，我才稍稍松了口气。回到工作室，我强迫自己投入到下午的工作中，但心思总是飘忽不定。
下午四点左右，我接到了周文远的电话。
看到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我的心骤然一紧，深吸了好几口气，才接起电话，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一样，甚至带着一丝工作后的疲惫和放松。
“爸？”
“岁岁，在工作吗？没打扰你吧？”他的声音依旧温和。
“刚忙完一阵。爸，您找我有事？”
“没什么要紧事，就是问问你，周末的讲座，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那老朋友今天还跟我念叨，说很期待和你这样的年轻律师交流。”周文远语气自然，“如果你实在忙，不去也没关系，我就是随口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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