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同意这个观点。在最终确定的名单中，不仅有来自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院派”，也包含了一批像“小榔头”、刘大柱这样有突出实践技能和培养潜力的青年工人，他们将作为技术工人或初级技术员赴苏实习。
名单上报，等待批复。与此同时，俄语强化培训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在沈阳、哈尔滨等地临时组建了数个“留苏预备班”，聘请俄语教师（主要是从白俄侨民、旧政权留下的人员以及少数懂俄语的干部中遴选）和基础课教师，对选拔出来的人员进行高强度、封闭式的培训。从字母发音到日常会话，从专业术语到政治词汇，学习任务极其繁重。许多人是从零开始，嘴里含着石子练发音，熄灯后还在被窝里背单词。但他们知道，语言是钥匙，是桥梁，再难也要攻克。
李云龙和赵刚有时会去预备班看望。看到那些年轻的面孔在煤油灯下刻苦攻读，听到那并不标准却充满热忱的俄语朗读声，两人都感到一种蓬勃的希望。这些年轻人，就像即将乘风远航的蒲公英种子，承载着工业强国的梦想，将要飘向遥远的北方，去汲取知识的养分。
“老李，你看他们，”赵刚轻声说，“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程师、总工程师、科学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他们准备土壤，搭建桥梁。”
李云龙重重地“嗯”了一声，目光深远：“但愿他们学成归来，别嫌弃咱们这‘土包子’，能把真本事用在咱们自己的工厂里。”
在积极准备“派出去”的同时，“请进来”和“用起来”的工作也在加速进行。
一方面，继续争取和接待苏联专家。根据第一次接触的成果和安德烈回国的汇报，莫斯科方面态度有所松动，同意扩大专家派遣的规模和领域。第二批、第三批专家陆续到来，涉及的领域从最初的冶金、机械、化工，扩展到电力、交通、航空甚至初步的导弹技术咨询。李云龙和赵刚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了专家接待和工作配合机制：为每位专家配备固定的中方技术对口人员和翻译，成立联合技术小组；定期召开技术研讨会，既有专家讲座，也有中方提出问题请求解答；安排专家到更多相关厂矿考察，扩大其影响和帮助范围；生活上尽可能提供照顾，但不过分特殊，注重在共同工作中建立友谊。
专家们带来的不仅是具体技术，还有大量的技术资料、标准规范、甚至是一些淘汰或替换下来的相对旧型号的设备图纸。赵刚指示技术部门，成立专门的“资料翻译整理小组”，日夜兼程，将这些宝贵的俄文资料翻译成中文，并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研究和消化。这些资料，成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建立初步工业标准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艰巨和根本的，是发掘和凝聚国内现有的技术力量。
东北地区原有一批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者。经过解放初期的混乱和观望，在赵刚主导的“包下来、给出路、尊重信任”政策感召下，以及看到恢复生产的实际进展和新政权建设国家的决心，大部分人的心态逐渐稳定，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像韩工这样已经成为技术骨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是普通的技术员、工程师，或在管理岗位。
赵刚认为，对这部分人的潜力挖掘还远远不够。他提议并推动成立了“东北工程技术人员联谊会”（后改称学会），定期组织活动，交流技术，反映诉求，也将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中间。联谊会成为团结旧技术人员、发现人才、听取专业意见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一些原本默默无闻但身怀绝技的老工程师被重新发现，比如一位留日归国的精密仪器专家，此前因历史问题被冷落，在联谊会上提出修复光学设备的独特见解后，被迅速起用，解决了望远镜分划板刻划的难题。
同时，赵刚将目光投向了关内和海外。他通过东北局和中央，积极联络和动员那些在抗战前后出国留学、如今学有所成并心向祖国的知识分子回国效力，也关注关内解放区以及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等地可能支援东北的技术力量。他亲自起草热情洋溢的信件，介绍东北工业重建的广阔天地和迫切需求，寄给一些已知的、在海外有影响的爱国学者。虽然此时归国潮尚未大规模兴起，但已经有一些个别的先行者，冲破阻挠，辗转来到沈阳、哈尔滨，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中。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更新的知识，更是一种强烈的象征和鼓舞。
此外，赵刚格外重视从工人阶级中培养新型技术人才。他推动各工厂普遍建立“业余技术学校”或“红专学校”，利用工会组织，请厂里的技术员、工程师和老师傅授课，结合生产实际，教授文化知识、看图识图、操作原理、安全规程等。选拔优秀工人进入中等技术学校或保送进入大学深造（“调干生”）。他提出“劳动模范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鼓励工人学技术、搞革新，鼓励技术人员下车间、与工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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