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住的旧楼有项怪规矩：每晚十点，必须熄灭所有灯，静坐一小时。
管理员说，这是在“校准楼体的自然沉降”。
我偷偷在熄灯后玩手机，发现日历显示我多过了一天。
对楼独居的老太太，每晚在黑暗中用望远镜看我，嘴唇翕动，像在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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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这栋“安宁公寓”纯粹是因为穷。毕业留在城里，薪水刨去房租只够吃糠咽菜。中介递来这单时，眼睛瞟着别处，语速飞快：“老楼，住户少，安静，关键是便宜，押一付一。”便宜得像陷阱。但银行卡的余额数字比任何恐怖故事都更有威慑力。我点了头。
楼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物，灰扑扑的水泥墙面，爬满深绿色苔藓和水渍的痕迹，窗户是老式的铁框绿玻璃，大多紧闭，反射着迟钝的天光。一共七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灯泡坏了几个，剩下的也昏黄如瞌睡人的眼，照着剥落的“讲卫生、除四害”标语。空气里有股挥之不去的味道，像是陈年的灰尘混合着木头霉烂、廉价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于旧衣服久压箱底的气味。
管理员姓吴，住在一楼楼梯后面用储物间隔出来的小屋里。他是个干瘪的老头，背有些佝偻，脸上皱纹深刻，但一双眼珠子却异常活泛，看人时像两枚不断转动的黑色玻璃弹珠。他给我钥匙，一串，沉甸甸的铜钥匙，边缘磨得光滑。手续异常简单，几乎没问什么，只在一本边缘卷起的牛皮纸登记簿上记下了我的名字和房号——603。
“规矩不多，但有一条，必须记住。”吴管理员抬起那双玻璃弹珠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晚上十点整，准时熄灯。所有的灯，屋里屋外，台灯壁灯，哪怕手机屏幕光，都得灭掉。然后，安安静静在屋里坐一个小时，到十一点，才能再动。”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省电？”
他嘴角似乎抽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不像。“省电？算是吧。”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在这空旷的一楼门厅里带着回音，“主要是为了‘校准’。这楼年纪大了，有自己的‘作息’。每天夜里这个点儿，是它自然沉降、调整筋骨的时候。有点儿光，有点儿响动，就容易……扰了它。扰了它，就对住户不好。”
“自然沉降？还要每天校准？”我听得莫名，“对住户怎么不好？”
吴管理员却不细说了，只是重复：“记住就行。十点熄灯，静坐一小时。这是为了大家好。”他说“大家”两个字时，语气有点怪，好像那不仅仅指楼里的活人。
603室在走廊尽头。一室一厅，老式格局，墙面刷着惨绿色的半墙漆，上面是斑驳的白灰。家具简单到近乎寒酸，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瘸腿的桌子。窗户正对着另一栋几乎一模一样的旧楼，间距很近，近得能看清对面阳台晾晒的衣物花纹，甚至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有几片枯叶。
唯一的好处是视野无遮，斜斜地能看到侧前方另一栋楼的一个小窗户。那窗户总是拉着暗红色的绒布窗帘，只在偶尔掀开一角时，能瞥见里面似乎堆满了杂物，还有一个极其瘦小的、穿着深色衣服的身影——那是个独居的老太太，邻居们提起她时都含含糊糊，只说姓姜，脾气怪，很少露面。
搬家整理，累得骨头散架。直到晚上九点五十多，我才猛地想起那条古怪的规矩。窗外早已漆黑一片，对面楼也只有零星几点灯光，正陆续熄灭。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攫住了我。我走到门边，侧耳倾听。整栋楼寂静无声，不是那种安宁的静，而是像所有声音都被厚厚的海绵吸收了，连通常老房子难免的管道呜咽、木板吱呀都听不见。一种沉甸甸的、压迫的寂静。
墙上的老式石英钟，秒针一格一格跳动，声音在寂静里被放大，像小锤子敲在耳膜上。咔。咔。咔。
十点整。
几乎在秒针垂直指向顶端的瞬间，我屋里那盏昏黄的白炽灯，闪了一下，灭了。不是跳闸，是毫无征兆地、温柔地熄灭了。与此同时，从门缝底下、窗户外面透进来的最后一丝微弱光感也消失了。整栋楼，或者说我感官所及的世界，瞬间沉入了浓稠的、绝对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连窗户的轮廓都隐没在墨里。
黑暗带来本能的恐惧。我僵在原地，屏住呼吸，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狂跳的声音，咚咚咚，撞得生疼。过了几分钟，眼睛勉强适应，也只能看到家具模糊的、比背景更黑一点的轮廓影子。那一个小时，我遵照吩咐，坐在坚硬的木板床沿，一动不敢动。寂静在耳边轰鸣，黑暗中仿佛有无数细小的声音在滋生，又或许只是血液流动的错觉。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每一秒都被拉长、碾磨。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并没有一小时，也许更长，对面楼某个窗户突然亮起了光，很微弱，像是手电筒。紧接着，更多窗户陆续透出光亮。十一点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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