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每月一次的“补气家宴”，规矩森严：必须净手焚香，席间不可言语。
桌上永远只有九道不见荤腥的素菜，对应人体九窍，每人必须吃完对应自己“缺窍”的那一盘。
我从小被要求吃“耳窍”对应的木耳，直到我发现，家族里听力渐失的长辈，耳道都长满了黑木耳般的菌丝。
这次家宴，桌上第十个空位前，摆着一盘对应“心眼”的、微微搏动的赤红肉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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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初七，雷打不动。
这规矩从我有记忆起就刻在骨子里。月初，母亲就会用那种混合了敬畏与不容置喙的语气提醒：“初七了，记得沐浴更衣，回老宅。”
老宅在城北一片即将拆迁的旧区深处，灰墙黑瓦，门楣低矮，像一只蹲踞在时光尘埃里的巨兽，沉默地消化着每月一次归来的子孙。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复杂的味道：陈年木料的腐朽气、经年不散的线香余烬，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类似晒干草药混合了铁锈的微腥。
我是厌恶这顿家宴的。孩童时厌恶它的沉闷压抑，少年时厌恶它的古怪规矩，成年后，则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源自本能的寒意。但我从未缺席。血脉里的绳，或者说，母亲眼底那深不见底的、带着恳求的恐惧，捆着我，一次一次走回那扇黑漆木门。
进门第一件事，不是寒暄，是“净手”。天井角落里，永远备着一盆清水，水里飘着几片枯黄的、我叫不出名字的叶子，水色微褐。每个人都必须在此洗手，仔仔细细，指缝腕口都不放过。水冰凉刺骨，即使盛夏也是如此。洗罢，用一旁搭着的、浆洗得发硬的白色布巾擦干。那布巾永远有股淡淡的硫磺味。
然后是“焚香”。正厅的祖宗牌位前，香案上早已备好九支细长的暗绿色线香。由最年长的叔公——一个干瘦得如同核桃，眼睛却亮得瘆人的老头——亲自点燃，分给每个到场的人，每人三支。我们必须双手持香，高举过头顶，对着那些模糊的牌位躬身三拜，再将香插入那个巨大的、布满香灰和陈旧插孔的铜香炉。烟气袅袅升起，不是寻常寺庙的檀香，而是一种更辛辣、更沉闷的气息，吸入肺里，微微发涩。
做完这些，才能进入宴席所在的东厢房。
房间很大，却只摆了一张巨大的、沉重的红木圆桌。桌边整整齐齐放着十把高背椅，都是同样的红木材质，雕着简单的云纹，因为年代久远，扶手被磨出深色的油光。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浆烫得笔挺，没有一丝褶皱。
餐具是统一的青白色细瓷，碗盘边缘有一圈极细的、暗红色的线。筷子是乌木的，一头方一头圆。没有酒杯，只有茶盏。
最引人注目的是桌上的菜。永远是九道。摆成一个不甚规整的圆形。没有鸡鸭鱼肉，不见半点荤腥。全是素菜，但颜色、形态都透着说不出的怪异。
一盘灰白色的、切成薄片、近乎透明的东西，浸泡在清亮的汁水里——对应“目窍”。
一盘淡黄色的、状如蜂巢、布满细密孔洞的蒸糕——对应“鼻窍”。
一盘漆黑的、粘稠如膏、点缀着几点惨白芝麻的糊状物——对应“口窍”。
两盘对称摆放的、淡粉色肉感、边缘卷曲如耳的凉拌菜——对应“耳窍”。其中一盘，从我记事起，就固定摆在我的座位前。
还有对应“身窍”（前后阴）的两道，通常是看起来相对正常的清炒时蔬，但蔬菜的品种我从未在菜市场见过，颜色要么过于艳丽，要么是一种死气沉沉的青黑。
最后是摆在桌子正中央，对应“心窍”的一小盅汤。汤色是一种浑浊的灰白，表面漂浮着几颗枸杞般的红色果实，但那红色，红得像是要滴下血来。
开席前，叔公会用他沙哑干裂的声音，缓慢地重复一遍规矩：“食不言。各守其窍。净盘而止。”
意思是，吃饭时不准说话。每个人只能吃对应自己“缺窍”的那一盘菜。必须吃完，一点不剩。
“缺窍”，据说是我们这一支家族血脉里与生俱来的“亏欠”。每个人生来就有一窍（或多窍）先天不足，需要每月以特定的“食补”来“滋养稳固”。我的“缺窍”，在左耳。所以我从小就被指定吃那盘对应“耳窍”的凉拌菜。
那菜的味道我至今无法准确形容。看起来像木耳，但比木耳更厚，更脆，咬下去有一种令人牙酸的“咯吱”声，味道寡淡，却带着一股子雨后泥土深处的腥气，嚼到最后，会泛起一丝诡异的回甘，那甘甜粘在舌根，久久不散。每次吃完，我左边的耳朵都会嗡嗡作响好一阵，像是里面有无数小虫在振翅，又像是隔着水听人说话。
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我从小体检听力正常，却要一直“补”耳窍？母亲总是眼神闪烁，匆匆打断我：“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总有道理。吃了对你没坏处。”她从不直视我的眼睛。
家族里其他长辈，也各自沉默地吃着属于他们的那盘菜。吃“目窍”的堂伯，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是布满血丝，眼神呆滞。吃“鼻窍”的姑婆，患有严重的鼻炎，呼吸声粗重如风箱，但她面前那盘蜂巢状的蒸糕，每次都被她仔细地、一点不落地吃完。吃“口窍”的叔公本人，声音嘶哑，嘴唇常年干裂起皮，说话时总像含着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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