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应关系，起初我只觉得是巧合，或者某种心理暗示下的牵强附会。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夏天。
那年，吃“耳窍”菜的另一位，是我的三叔公。他是个沉默寡言的木匠，手艺极好。但大约从那年春天开始，他的听力明显下降，和人说话总要侧着右耳，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家宴上，他吃那盘凉拌“耳菜”时，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七月初七的家宴，三叔公没有来。母亲低声说，他病了，耳朵里长了东西，疼得厉害。
隔了几天，我随父母去探望。三叔公躺在昏暗的里屋床上，脸色蜡黄，精神萎靡。说了没几句话，他突然痛苦地捂住左耳，表情扭曲。三婶扶着他，低声劝他上药。三叔公摇摇头，喘息着说：“没用……里面……自己长的……”
也许是出于少年人可憎的好奇，也许是对那盘吃了多年的菜产生了某种诡异的联想，趁他们不注意，我偷偷凑近了些。三叔公正好侧过头，左耳对着窗外一点微光。
我看到了。
在他耳道的深处，靠近鼓膜的位置，不是红肿发炎，而是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长满了黑色的、肉质的东西。那形态，那颜色，像极了浸泡发胀后的……木耳。甚至能看到一些细微的、菌丝般的脉络，在耳道湿漉漉的壁上微微颤动。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当场吐出来。强行忍住，逃也似的跑出了房间。那景象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比任何恐怖画面都更令人毛骨悚然。那不是病，那像是……某种东西，从里面长出来了。
自那以后，我再看面前那盘“耳菜”，不再是简单的厌恶，而是混合了恐惧和恶心。我开始仔细观察其他长辈。吃“目窍”的堂伯，有一次他摘下眼镜擦拭，我瞥见他眼角分泌物异常粘稠，带着淡淡的灰白色，凝结的形状……像那盘“目窍”薄片。吃“鼻窍”的姑婆，我偶然看见她用一种特制的银质小钩，小心翼翼地从鼻孔里勾出一点淡黄色的、胶质般的块状物……
一个冰冷的认知逐渐成形：我们吃的，不是“补药”。我们是在“喂养”我们体内某种先天不足的、或者说，不该存在的“东西”。每月一次的“补气”，是在维持一种诡异的平衡，防止那些“东西”失控，或者……以更可怕的方式显现。
而“缺窍”，或许根本不是“不足”，而是某种“通道”，或者“病灶”的标记。
这个认知让我每次参加家宴都如同赴刑。但我无法反抗。母亲哀求的眼神，家族里那种无声的、沉重的压力，还有我自己内心深处某种模糊的、仿佛也被什么东西牵系着的感觉，都让我一次次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上，艰难地吞咽下那盘黑色的凉拌菜。我能感觉到，每次吃完，左耳深处那种细微的、仿佛有什么在蠕动的麻痒感，越来越清晰。
又是一个初七。
我刻意拖延到最后一刻才走进老宅。净手，焚香，流程依旧。烟气缭绕中，叔公的脸在牌位前明灭不定，那双过分清亮的眼睛扫过每一个人，在我脸上多停留了一瞬。
步入东厢房，巨大的红木圆桌，白色的桌布，青白的瓷器，乌木的筷子。九道菜已经摆好，散发着各自怪异的气息。
我习惯性地走向我的座位，目光却猛地僵住。
心跳在那一瞬间似乎停止了。
桌子还是那张桌子。椅子还是十把。
但今天，在原本应该空着的、背对门口的那个主位旁边，多放了一把椅子。
第十一把椅子。
同样材质的红木高背椅，雕着同样的云纹，像是从未缺席过一样，稳稳地放在那里。
而在这第十一把椅子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个与周围青白瓷器格格不入的器皿——一个暗红色的、陶土质感的小碗。碗口比拳头略大。
碗里，盛着东西。
不是素菜。
那是一团……暗红色的、颤巍巍的、半凝固的胶状物。像肉冻，但又不像寻常肉冻那般剔透。它颜色深红近黑，表面并不平滑，布满了细微的、血管般的纹路，最中心的位置，还在极其缓慢地、一下一下地……微微搏动着。
如同一个缩小版的、裸露的、还在微弱跳动的心脏。
它散发出的气味，浓烈、甜腥，带着铁锈和某种腐败花朵混合的、令人作呕的甜腻，瞬间压过了桌上所有素菜的气息，充斥了整个房间。
对应“心眼”的汤盅，依旧摆在桌子正中央。
那么这一碗……是什么？
对应什么“窍”？
谁……来吃它？
我僵硬地转动脖颈，看向桌边的其他人。父母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乌木筷子。叔伯婶娘们眼观鼻，鼻观心，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仿佛那多出来的一把椅子和那碗搏动的红色肉冻根本不存在。
只有坐在主位的叔公，缓缓抬起眼皮。他的目光，越过了圆桌，越过了那九道菜，越过了中央的汤盅，准确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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