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病了。整整二十多天，她下不了床，吃不下东西，瘦了二十斤。她妈吓坏了，带她去医院查了个遍，身体没问题，是心病。她每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她盯着那条裂缝一盯就是一整天。她反复地想，如果那天她多问阿妍一句，如果她早一点发现顾城不对劲，如果她没有和顾城在一起，如果她没有发那条朋友圈，是不是阿妍就不会死？她想起阿妍给她点的那个赞，只有一个“好”字。她当时以为阿妍在祝福她。现在她才知道，那个“赞”是什么意思——好，你赢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顾城在那之后消失了。电话打不通，微信拉黑，朋友圈停更，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苏晚没有去找他。她不想再看见那张脸。那张干净的、真诚的、让她信以为真的脸。
阿妍的头七那天晚上，苏晚做了一个梦。梦里阿妍穿着她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条白裙子，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冲她笑。苏晚跑过去想抱她，阿妍却一步步往后退，退着退着就消失了，像雾一样散了。苏晚从梦里哭醒，枕头湿了一大片。她以为那只是一个梦。她不知道，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之后的日子里，苏晚开始频繁地听见阿妍的声音。不是在梦里，是在她醒着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夜店的后台，她正在换衣服，拉链拉到一半，忽然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苏晚。”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就在她右耳边，像是有人贴着耳朵说的。她猛地回头，没有人。更衣室里只有她一个人，一排排柜子关得严严实实的，日光灯嗡嗡地响。有时候是她走在回家的路上，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她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笑声——她太熟悉了，那是阿妍的笑声，咯咯咯的，像一串铃铛。她猛地转过身，街上空空荡荡，只有一只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绿莹莹的眼睛看了她一眼，跳进了黑暗里。
她跟朋友说，朋友说她压力太大了，让她去看看心理医生。她跟她妈说，她妈说她就是太想阿妍了，过段时间就好了。只有苏晚自己知道，那不是幻觉，不是压力，不是想念。那是阿妍。阿妍没有走。阿妍回来了。
事情发生在两年后的一个夜晚。
苏晚已经从夜店辞职，换了好几个场子，最后在一家还算正规的酒吧安定了下来。她不再跳那种热辣的爵士舞了，改跳民族舞，酒吧老板给她单独排了一个节目，每晚上台跳一支民族舞，安静，优雅，客人反而更喜欢。她以为自己终于走出来了。那天她加班到凌晨三点多，回到家洗完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阿妍的影子又来了，她总是这样，在你以为她走了的时候，忽然又冒出来。苏晚拿起手机刷了一会儿，放下，关了灯，闭上眼睛。迷迷糊糊中，她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意识像一根拉紧的弦，一点一点地松弛下去。
就在那根弦即将完全松开的一瞬间——她听见了。
“苏晚。”
那声音太近了。不是在门外，不是在窗外，不是在走廊里。就是在她的耳边，近得她感觉有人呼出的气喷在了她的耳廓上。苏晚猛地睁开眼，心脏像被人从胸腔里一把攥住了。她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冻住了，冷得她牙齿开始打颤。她百分之一万地确定，她没有睡着。她清醒得像一根绷紧的弦，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她猛地掀开被子，坐起来，一巴掌拍开了床头灯。
卧室里没有人。衣柜关着，窗帘没有动，门从里面反锁着，链子还挂在门扣上。她的手机躺在枕头旁边，屏幕还亮着，显示着凌晨三点四十七分。苏晚坐在床边，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的后背全是冷汗，睡衣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凉飕飕的。她忽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已经躲了两年，噩梦做了两年，耳边响了两年。她受够了。不管阿妍是来讨债的，还是来索命的，还是来要她一起走的——她今天要当面跟她说清楚。她把心一横，从床上一跃而起，光着脚踩在地板上，拉开卧室的门，走进了客厅。
客厅的灯没有开。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纱帘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灰白色的、方方正正的光。苏晚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客厅不大，沙发、茶几、电视柜，她闭着眼睛都能走。她站在客厅中间，转过身，往墙角看了一眼——然后她的心脏停了。
客厅的墙角，那排老式的铸铁暖气片上，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一条白裙子。不是崭新的白，是那种放久了的、泛着黄的白，像旧照片的颜色。她的两条腿垂下来，悬在半空中，一前一后地晃着，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帆布鞋，鞋带系得很紧。头发披散着，长长的，黑黑的，垂下来挡住了大半张脸。她低着头，嘴里一直在念叨什么，声音很轻，像念经，又像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客厅里太安静了，安静得苏晚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她竖起耳朵，拼命去辨认那些含混的音节——她听清了。阿妍在叫“苏晚”。一声一声的，不急不慢的，像钟摆，像滴水。“苏晚……苏晚……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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