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蹲在田埂上，看着社员们用锄头在龟裂的土地上刨着什么，动作迟缓得像生锈的机器。地里的土块硬得像石头，一锄头下去，只留下个浅浅的白印。风卷着沙尘掠过，打在人脸上生疼，却没人抬手遮挡——饿了太久，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了。
不远处的集体农庄牌子歪歪斜斜地插在地里，红漆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茬。这是仿照苏联集体农庄建的，连名字都带着股洋味儿：“红旗农庄”。可牌子再鲜亮，也挡不住地里的荒芜，挡不住社员们脸上的菜色。
“沈同志，你说这农庄，咋就不如苏联画报上画的呢？”旁边的老农蹲下来，掏出个皱巴巴的烟袋，却没烟丝，只是空咂着，“画报上的农庄，拖拉机突突跑，麦子堆成山，哪像咱这，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沈言没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打谷场。那里堆着几堆稀疏的麦秸，像营养不良的刺猬。他知道老农说的苏联画报，院里的二大爷家就有一本，封面上的集体农庄确实气派，拖拉机排成队，男女社员笑盈盈的，手里的麦穗饱满得能滴出麦粒。
可那是苏联，不是中国。
苏联的农庄有广袤的平原，有足够的机械，有几十年的集体化基础；而中国的农村，多的是丘陵山地，连像样的农具都凑不齐，农民们祖祖辈辈都是“自己的地自己种”，突然被拉进集体农庄，像被捆住了手脚的蚂蚱，怎么蹦跶都不自在。
就像这“红旗农庄”，去年刚成立时，也学着苏联搞“定额管理”“计件工分”，可没多久就变了味。平原上的大机器开不进山沟，只能靠人力刨地；苏联的“作业队”模式套在零散的地块上，效率低得吓人；最要命的是，农民们觉得“地不是自己的”，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肯下力气？
“以前自家种地，天不亮就下地，摸黑才回家，掉颗麦粒都心疼。”老农磕了磕烟袋锅，声音里满是怀念，“现在好了，干得再好，粮食也是公家的；偷懒耍滑，也能分到口粮，谁还傻呵呵地卖力气？”
沈言想起院里的傻柱，在工厂里干得勤勤恳恳，因为“干得多挣得多”；可到了农庄帮忙，却跟着大家一起磨洋工——他说得实在：“又不是给自己干，犯不着拼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苏联的集体农庄能运转，靠的是高度的组织化和工业化支撑，而中国的农村，还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强行照搬，只会水土不服。
他跟着老农往村里走，沿途的景象让人心头发沉。集体农庄的牲口棚空荡荡的，只剩下几头瘦骨嶙峋的老牛，见了人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大炼钢铁时，壮实的牲口都被拉去拉土高炉，剩下的老弱病残，连草料都吃不上。
村里的打谷机早就坏了，零件被拆去“炼钢铁”，现在只能靠人力用石碾子碾麦。几个妇女围着石碾子，哼哧哼哧地推着，额头上的汗珠子砸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可碾盘上的麦粒少得可怜，还不如掉在地上的多。
“苏联的农庄都用脱粒机，咱这还靠石碾子。”老农叹了口气，“人家的石头是垫路的，咱的石头是活命的，能一样吗？”
沈言想起在书上看到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他们靠大规模机械化提高效率，靠国家补贴维持运转，甚至不惜牺牲农民利益来支持工业。可中国不一样，工业底子薄，没法给农村太多补贴；农民人口多，土地又分散，想搞“大农机”根本不现实。
就像学着别人穿衣服，人家高个子穿的长袍，矮个子套在身上，不是拖地就是绊腿，怎么都不舒服。
回到公社，沈言见干部们正在开会，墙上挂着苏联农庄的地图，红铅笔在上面画着圈。“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个干部唾沫横飞地说，“他们能亩产千斤，我们也能！他们能搞农庄，我们也能搞，而且要搞得更好！”
下面的人低着头，没人说话。谁都知道，这是说大话。苏联的黑土地肥沃得能攥出油，中国的不少土地是黄土、盐碱地，亩产千斤简直是天方夜谭。可在那股“超英赶美”的热潮里，没人敢说真话，只能跟着喊口号。
沈言找了个角落坐下，听着干部们规划着“宏伟蓝图”：要建多少个拖拉机站，要开垦多少亩荒地，要达到多少亩产……这些数字听起来振奋人心，可落实到贫瘠的土地上，落实到饿得发慌的农民身上，就像镜花水月，一碰就碎。
散会后，一个年轻干部找到沈言，热情地说：“沈同志，你是城里来的，见多识广，你说咱这农庄，啥时候能赶上苏联？”
沈言看着他眼里的憧憬，心里五味杂陈：“苏联的经验是好，可咱得看自己的地，看自己的人。就像种庄稼，人家的种子适合黑土地，咱的种子得适合黄土坡，硬换，长不出好庄稼。”
年轻干部愣了愣，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沈言知道，他没听进去。在那个年代，“苏联老大哥”是标杆，是模板，没人敢质疑，更没人敢说“不一样”。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国情、土地、人心，哪一样都没法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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