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刚领到的劳保手套塞进帆布包时，指尖触到了里面硬邦邦的东西——是块压缩饼干，厂里发的出差补助，用油纸包着，能闻见淡淡的麦香。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车间斑驳的水泥地上，映出浮尘飞舞的轨迹。墙上的挂历翻到了1959年的深秋，红色的数字被人用铅笔圈了圈，像个醒目的标记。
“沈哥，发啥呆呢？车要开了！”司机小王探进头来喊，他手里捏着个搪瓷缸，里面是刚沏好的浓茶，热气腾腾的。卡车就停在厂门口，车斗里装着半车待修的零件，锈迹斑斑的，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沈言应了一声，拎起包往外走。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鸣，轧钢机“哐当”一声落下，震得地面都发颤，可他总觉得，这声音里少了点底气，像绷得太紧的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今年的钢材指标又砍了三成。”坐在副驾驶座上，小王嘬了口浓茶，咂咂嘴说，“听说上面来了文件，苏联那边的援助断了，好多进口零件都没了着落。”
沈言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他知道这事。前阵子去局里开会，局长锁着眉头说过几句，语气里带着股压抑的火气——“老大哥靠不住了，以后得靠自己”。话虽硬气，可谁都清楚，没了苏联的技术和物资支持，厂里的日子怕是要难了。
卡车驶出市区，路边的田地渐渐多了起来。地里的玉米秆稀稀拉拉的，像没睡醒的哨兵，有气无力地立着。几个农民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镰刀，却没怎么动，只是望着远处的土高炉发呆——那炉子早就熄了火，只剩下个黑黢黢的铁壳，像只空洞的眼。
“前两年还喊着‘超英赶美’，”小王叹了口气，“现在倒好，别说超了，能把手里的活稳住就不错了。”他从怀里摸出个窝头，递一半给沈言，“尝尝？我妈蒸的，掺了红薯面，甜得很。”
沈言接过来，咬了一口，粗粝的面渣剌得嗓子有点疼，却带着股实在的甜。这就是1959年的秋天，饥荒的影子刚在田埂上露头，厂子里的烟囱还在冒烟，可国际上的风，已经冷得像冰。
他们要去的是几百公里外的一个配件厂，拉一批轴承——这东西以前都是从苏联进口的，精密耐用，现在断了供，只能用国产的替代。可国产轴承的质量参差不齐，得亲自去挑，不然拉回来也是废品。
配件厂的大门比轧钢厂小了一圈，门柱上的红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青砖。接待他们的是个姓刘的科长，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沈同志，来得巧，刚到一批新轴承，就是……”他欲言又止，领着他们往仓库走。
仓库里弥漫着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货架上摆着一排排轴承，包装简陋，上面印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刘科长拿起一个，递给沈言：“您看看，精度差了点，勉强能用，就是寿命短，大概只有苏联货的一半。”
沈言掂了掂，轴承的分量倒是不轻，可转动起来，能感觉到细微的卡顿。他心里有数了——这就是没了苏联技术支持的后果，不是料不够，是工艺跟不上。
“这批我们都要了。”沈言没犹豫，“再给我们匀点密封垫，厂里急着用。”
刘科长愣了一下，随即苦笑：“密封垫也缺，以前都是从苏联那边顺道捎的，现在……”他压低声音，“实话跟您说，不光是轴承，连车床的刀具都快断供了。苏联那边撤了专家，带走了图纸，好多设备坏了都没人会修。”
沈言没说话。他想起厂里那几台苏联产的精密车床，以前坏了一个零件，苏联专家打个电话就有人送过来，现在坏了，只能让老钳工凭着经验一点点磨，磨出来的零件凑合用，精度却差了一大截。
这就是决裂的代价。以前以为的“老大哥”，说翻脸就翻脸，撤走了所有援助，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和嗷嗷待哺的工厂。国际形势像块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
从配件厂出来，天色已经暗了。小王发动卡车，发动机“突突”地响了半天，才勉强启动。“这破车，”他骂了一句，“要是有苏联的发动机，哪用这么费劲。”
沈言望着窗外掠过的夜色，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这只是开始。苏联的断供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块已经倒下，后面的连锁反应还在酝酿——工厂缺零件，农田缺化肥，连城里的点灯油都开始限量供应。
路过一个小镇时，他们停下来加油。加油站的油罐看着空荡荡的，加油员拿着油枪，手抖得厉害，半天才挤出点油。“省着点加吧，”他叹着气说，“上面说了，进口原油断了，以后油只会越来越少。”
镇上的供销社关着门，门板上贴着张通知，用红笔写着“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二两油”。几个农民蹲在门口，手里攥着油票，脸上是焦灼的期待——他们大概是走了几十里路来的，却只能空手而归。
“以前哪用这么费劲。”小王看着这场景，感慨道，“苏联的煤油、化肥一车车地拉过来，供销社的货架堆得满满的，哪像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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