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最后一张调拨单塞进抽屉时，指腹蹭过纸张边缘的毛刺，有些硌手。窗外的风卷着沙尘拍打玻璃，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低声啜泣。办公桌上的搪瓷缸里，茶水早就凉透了，杯底沉着几片干瘪的茶叶，像沉在水底的心事。
桌角堆着一摞报表，每张纸上都印着刺眼的红章——“缺货”“暂缓”“无库存”。这就是眼下的处境：厂里等着零件开工，仓库里的库存见了底，他跑断了腿，能调来的物资也只是杯水车薪。
“沈哥，东北那边回话了，轴承还是没货。”小王推门进来，脸上带着股挫败感，“他们说，自己厂里都不够用，苏联那边断了供，新产的轴承合格率还不到三成。”
沈言揉了揉眉心，指缝间渗着疲惫。他知道东北那家厂的情况，以前是苏联援建的，设备先进，技术员都是苏联专家带出来的，可现在，没了图纸和技术支持，那些先进设备就像没了魂的巨人，空有一身力气，却使不出来。
“再给西南那边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替代品。”沈言的声音有些沙哑，“哪怕精度差点，先凑合用，别让生产线停了。”
小王应着，转身要走，又停下脚步：“沈哥，你说……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他的声音里带着点茫然，“以前觉得有苏联老大哥帮着，咱啥都不用愁，现在才知道，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可这自己走的路，咋就这么难呢？”
沈言没回答。他也不知道答案。
内忧外患，这四个字像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对内，饥荒的影子越来越浓，地里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农民们勒紧裤腰带，把仅有的粮食往国家仓库里缴，自己却嚼着树皮野菜；对外，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还逼着还债，国际上的封锁像张密不透风的网，连点阳光都透不进来。
他去仓库盘点时，见过最扎心的景象：角落里堆着半箱进口零件，上面落满了灰，标签上的俄文字母已经模糊。保管员说，这是苏联专家撤走时没带走的，现在成了宝贝，谁都舍不得用，怕用坏了就再也没地方换。
“以前这些玩意儿遍地都是，谁稀罕？”保管员叹着气，用袖子擦了擦零件上的灰，“现在倒好，成了金疙瘩，看着就揪心。”
沈言能理解他的心情。就像手里攥着最后一块干粮，明知吃了就没了，不吃又会饿死，左右都是难。
他不是没想过用空间里的物资“救急”。里面的轴承、刀具、甚至还有几台小型机床，都是他以前走南闯北时“淘”来的，足够厂里用上一阵子。可他不敢。
这些东西太“新”了，新得不像这个年代该有的；太“全”了，全得让人起疑。在这“内忧外患”的节骨眼上，任何一点“特殊”都可能引来灭顶之灾。上个月，邻市有个工厂的厂长，因为从黑市上弄了批进口零件，被人举报“里通外国”，现在还关在牢里。
他只能按规矩来，拿着调拨单跑遍全国，能调多少是多少，能凑合用就凑合用。就像在沙漠里跋涉的人，明知手里的水不多，也只能小口小口地喝，不敢一饮而尽。
出差成了家常便饭。他坐过闷罐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和脚臭味混在一起，能让人晕过去；搭过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了两天两夜，骨头都快散了架；甚至步行过几十里山路，只为了从一个小作坊里弄几箱勉强能用的螺栓。
有次在西北的一个小镇上，他为了等一批齿轮，在供销社的屋檐下蹲了三天。小镇上的粮食早就被征走了，供销社的货架空空如也，只有墙角堆着几袋掺了沙子的玉米面。他看着镇上的孩子围着玉米面袋打转，眼睛亮得像狼崽，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同志，你是从城里来的？”一个老农凑过来，手里攥着个破碗，碗里盛着点浑浊的水，“能……能给口吃的不？俺孙子三天没吃东西了。”
沈言从包里摸出最后一个窝头，递了过去。老农接过窝头，“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对着他连连磕头，额头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响。
沈言扶起他，心里沉甸甸的。他空间里有足够的粮食，能让这个小镇的人都吃饱，可他不能。这不是不信任，是不敢。在这“内忧外患”的年月，任何一点“异常”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到时候别说救人，连他自己都得搭进去。
这种无力感，比奔波的疲惫更磨人。
回到厂里，他把弄来的齿轮交给车间主任，主任翻来覆去地看，眉头紧锁：“精度太差了，用不了多久就得换。”
“先凑合用吧，总比停线强。”沈言的声音里带着股无奈，“我再去趟南方，看看能不能弄点好的。”
车间主任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辛苦你了，沈同志。这日子……熬着吧，总会有盼头的。”
盼头？沈言不知道这盼头在哪里。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走下去，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厂里有几百号工人等着开工，等着工资养家糊口；院里的孩子们等着下一顿饭，等着明天的太阳。他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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