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蹲在厂门口的石阶上，看着公告栏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粮票。公告栏上贴着张泛黄的纸，上面的黑字红章格外刺眼——《关于清理城市临时人口的通知》，墨迹新鲜，显然是刚贴上去的。
“清退？啥意思？”一个穿着补丁棉袄的汉子挠着头，声音里带着茫然。他是隔壁胡同的老王，在厂里打零工，给锅炉添煤，干了快半年，户口还在乡下。
“就是让没城市户口的回乡下呗。”旁边有人叹气，“城里粮食紧张，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人群里炸开了锅。有骂娘的，有唉声叹气的，有抱着孩子默默流泪的。沈言看着这乱糟糟的一幕，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早该想到的，粮食就那么点，城市的定量供应本就捉襟见肘，哪还容得下这么多没户口的“临时人口”。
上面不是没察觉，只是一直拖着。从去年开始，粮站的供应就越来越少，街头巷尾的野菜被挖得精光，连护城河的水草都有人捞来煮着吃。清退人口，更像是没办法的办法，是把有限的粮食，集中到“有户口”的人嘴里。
回到四合院时，院里的气氛比往常更压抑。二大爷站在中院，背着手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早该清退了，省得有些人占着城里的粮食，乡下有地，饿不死！”他说的“有些人”，明眼人都知道指的是谁——后院那几家打零工的，还有前院的刘寡妇，她男人死得早，带着个孩子，靠缝补衣服过活，户口还在河北老家。
刘寡妇大概是听见了，在屋里哭了起来，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人。她的孩子才五岁，生下来就在城里，连乡下的路都不认识。
“哭啥哭！”二大爷不耐烦地吼了一声，“回乡下咋了？有地就能种粮食，总比在城里饿死强！”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傻柱从屋里冲出来，红着眼圈，“人家在城里住了快十年，回去啥都没有，喝西北风啊？”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二大爷梗着脖子，“厂里都贴公告了，这是上面的意思，谁能改？”
两人吵了起来，院里的人都围了过来，却没人劝架。三大爷蹲在门槛上，拨着算盘，不知道在算什么，大概是在合计清退之后，院里的粮食会不会“宽裕”点。秦淮茹站在自家门口，抱着槐花，脸色发白——她比谁都清楚，若不是贾东旭死了，她顶替了工位，改了户口，恐怕现在也在被清退的名单里。
沈言看着秦淮茹，她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神里有后怕，也有同情。她刚把户口落下没多久，孩子也跟着成了“城市人”，算是这场清退里的“幸运儿”，可这份幸运，是用贾东旭的命换来的。
“沈同志，你说……这日子咋就这么难呢？”刘寡妇哭着过来，抓住沈言的胳膊，“俺男人死的时候，厂里说会照顾俺娘俩，现在说清退就清退，俺们回去可咋活啊？”
沈言心里发酸，却只能掰开她的手，从兜里摸出两斤粮票塞给她：“先买点吃的，别饿着孩子。清退……可能也不是马上就走，再想想办法。”
他知道这是废话，上面的通知一旦下来，谁都拦不住。可他实在说不出“回乡下吧”这种话——乡下哪有那么好过？土地早就收归集体，就算有自留地，在这大饥荒年月，能长出的粮食也寥寥无几，回去说不定更难熬。
接下来的几天，院里的人越来越少。后院的老张一家收拾了个小包袱，凌晨就悄悄走了，据说要步行回河南老家，路上得走半个月。他们走的时候，沈言听见老张媳妇给孩子喂奶，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大概是饿坏了。
刘寡妇没走，她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一个银镯子，卖给了走街串巷的贩子，换了点粗粮，打算硬扛。可没过几天，街道办的人就找上门来，催得紧，说再不走，就“强制遣返”。
那天下午，刘寡妇抱着孩子，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四合院。孩子不知道要去哪，还抓着手里的布娃娃，笑着跟槐花挥手。槐花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声问：“娘，刘婶去哪了？”
秦淮茹没说话，只是把她搂得更紧了。
沈言站在门后，看着刘寡妇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心里空落落的。他空间里有足够的粮食，能让刘寡妇娘俩在城里活下去，可他不敢。清退是“上面的意思”，他一个普通采购员，哪敢跟政策对着干？一旦被发现“窝藏”被清退人员，别说救人，自己都得被拉去批斗。
这种无力感，比饥荒本身更让人难受。
厂里的清退也在进行。老王没走，他找了根绳子，把铺盖卷捆在背上，白天躲在锅炉后面，晚上就睡在煤堆上，想偷偷留下来。可没过几天，就被保卫科的人发现了，连推带搡地赶了出去，铺盖卷掉在地上，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棉絮。
“沈同志，帮俺照看一下，俺还会回来的！”老王被推走时，回头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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