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兴南教育部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小学教育普及计划》正式发布，核心目标直指“三年内实现6-12岁儿童入学率达80%”。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毕竟1931年兴南的小学入学率仅15%，很多村寨甚至连一所像样的学校都没有。
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推出“三大举措”，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上学难”的症结。
建校提速是第一步。兴南教育部联合地方政府，在移民安置区、本土村寨掀起了“建校热潮”。1931-1933年的两年间，累计建成小学1200所，平均每20个村庄就有1所小学。这些学校虽多为砖木结构，墙面是黄泥糊的，桌椅是木板钉的，但窗明几净，门口挂着“兴南国立小学”的木牌，成了每个村寨最亮眼的建筑。每所学校设4-6个班级，配备2-4名教师，确保孩子“就近能上学”。
曼城第三国立小学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开学那天，移民子弟王小根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攥着父亲王树根给的半块玉米饼，站在学校门口迟迟不敢进去。“以前在老家，只有地主家的孩子才能上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也能进学堂。”王小根后来回忆，是校长李老师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着40个孩子，有移民子女，也有缅族、掸族的孩子，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都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黑板上的“人、口、手”三个字。
免费政策则彻底打消了贫困家庭的顾虑。政府推出“三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课本费、免文具费，每月还为每个学生补贴3公斤大米。这3公斤大米，对很多贫困家庭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份口粮。王小根的家庭就是受益者——王树根在钢铁厂当工人，月薪只有8兴南元，要养活一家五口，原本根本没钱送孩子上学。“多亏了大米补贴，不仅孩子能上学，家里还能省点粮食。”王树根说，从那以后，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问王小根“今天学了什么字”。
为了让政策落地，政府还组织“劝学队”，挨家挨户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在掸族村寨，劝学队员用当地方言说：“送孩子上学，学了字能记账，学了算术能算账，将来还能当技工、当医生，比种地有出息！”很多家长被说动，纷纷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师资应急则解决了“有学没人教”的难题。当时兴南的专业教师严重短缺，教育部想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从移民中选拔识字者担任“临时教师”——这些人多为前清秀才、私塾先生，虽然不懂现代教育方法，但识字多、有耐心；另一方面从中国、新加坡招募500名华文教师，短期培训后上岗。1932年，教育部还制定了《小学教师培训手册》，要求教师必须掌握“基础算术、华文读写、兴南历史”三大教学内容，确保教学质量。
李老师就是从湖南来的华文教师，他放弃了在新加坡的高薪工作，来到兴南教书。“我来的时候，很多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就从最简单的‘一二三’教起，从他们的名字教起。”李老师说，为了让孩子感兴趣，他还编了很多儿歌，比如“一二三四五，上学不迟到；五六七八九，读书要用心”。每天上课前，教室里都会响起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回荡在村寨的上空。
1933年，小学教育迎来突破性进展：全国小学在校生达45万人，入学率从15%飙升至75%；自编教材《兴南童蒙读本》发行量突破100万册，这本书以“识字、算术、爱国启蒙”为核心，开篇就是“兴南是我家，读书为兴家”，扉页上印着楚阳总统的题字——“教育兴，则兴南兴”。
在王小根的班级里，40个孩子已经能熟练背诵《童蒙读本》的前20课，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能进行简单的加减法运算。“我现在能帮爹记账了！”王小根骄傲地说，他把家里的收支情况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在纸上，虽然笔画稚嫩，却让王树根热泪盈眶——这是他们家第一代“读书人”。
1932年，当小学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时，楚阳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群人——15-45岁的青壮年。当时兴南的成人识字率仅15%，很多工人不会看操作手册，农民不会记账，甚至连领工资都要按手印。“成年人是兴南当下的建设者，他们不认字，工业就没法发展，民生就没法改善。”楚阳在扫盲工作会议上说，“必须启动成人扫盲计划，五年内让青壮年识字率提升至50%。”
随后，“成人扫盲计划”全面铺开，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多样”，贴合不同人群的生活、工作节奏。
夜校扫盲是最普遍的方式。政府在工厂、村寨、集市设立“扫盲夜校”，每晚7-9点上课，工人、农民下班后就能直奔夜校，不耽误挣钱和农活。夜校的教材《兴南扫盲读本》经过精心设计，简化了汉字笔画，选取的都是生活、工作中最常用的字，比如“我、你、他”“上班、下班”“种地、打粮”“工资、账本”，确保学员“学了就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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