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兴南教育部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小学教育普及计划》正式发布,核心目标直指“三年内实现6-12岁儿童入学率达80%”。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毕竟1931年兴南的小学入学率仅15%,很多村寨甚至连一所像样的学校都没有。
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推出“三大举措”,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上学难”的症结。
建校提速是第一步。兴南教育部联合地方政府,在移民安置区、本土村寨掀起了“建校热潮”。1931-1933年的两年间,累计建成小学1200所,平均每20个村庄就有1所小学。这些学校虽多为砖木结构,墙面是黄泥糊的,桌椅是木板钉的,但窗明几净,门口挂着“兴南国立小学”的木牌,成了每个村寨最亮眼的建筑。每所学校设4-6个班级,配备2-4名教师,确保孩子“就近能上学”。
曼城第三国立小学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开学那天,移民子弟王小根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攥着父亲王树根给的半块玉米饼,站在学校门口迟迟不敢进去。“以前在老家,只有地主家的孩子才能上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也能进学堂。”王小根后来回忆,是校长李老师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着40个孩子,有移民子女,也有缅族、掸族的孩子,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都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黑板上的“人、口、手”三个字。
免费政策则彻底打消了贫困家庭的顾虑。政府推出“三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课本费、免文具费,每月还为每个学生补贴3公斤大米。这3公斤大米,对很多贫困家庭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份口粮。王小根的家庭就是受益者——王树根在钢铁厂当工人,月薪只有8兴南元,要养活一家五口,原本根本没钱送孩子上学。“多亏了大米补贴,不仅孩子能上学,家里还能省点粮食。”王树根说,从那以后,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问王小根“今天学了什么字”。
为了让政策落地,政府还组织“劝学队”,挨家挨户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在掸族村寨,劝学队员用当地方言说:“送孩子上学,学了字能记账,学了算术能算账,将来还能当技工、当医生,比种地有出息!”很多家长被说动,纷纷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师资应急则解决了“有学没人教”的难题。当时兴南的专业教师严重短缺,教育部想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从移民中选拔识字者担任“临时教师”——这些人多为前清秀才、私塾先生,虽然不懂现代教育方法,但识字多、有耐心;另一方面从中国、新加坡招募500名华文教师,短期培训后上岗。1932年,教育部还制定了《小学教师培训手册》,要求教师必须掌握“基础算术、华文读写、兴南历史”三大教学内容,确保教学质量。
李老师就是从湖南来的华文教师,他放弃了在新加坡的高薪工作,来到兴南教书。“我来的时候,很多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就从最简单的‘一二三’教起,从他们的名字教起。”李老师说,为了让孩子感兴趣,他还编了很多儿歌,比如“一二三四五,上学不迟到;五六七八九,读书要用心”。每天上课前,教室里都会响起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回荡在村寨的上空。
1933年,小学教育迎来突破性进展:全国小学在校生达45万人,入学率从15%飙升至75%;自编教材《兴南童蒙读本》发行量突破100万册,这本书以“识字、算术、爱国启蒙”为核心,开篇就是“兴南是我家,读书为兴家”,扉页上印着楚阳总统的题字——“教育兴,则兴南兴”。
在王小根的班级里,40个孩子已经能熟练背诵《童蒙读本》的前20课,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能进行简单的加减法运算。“我现在能帮爹记账了!”王小根骄傲地说,他把家里的收支情况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在纸上,虽然笔画稚嫩,却让王树根热泪盈眶——这是他们家第一代“读书人”。
1932年,当小学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时,楚阳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群人——15-45岁的青壮年。当时兴南的成人识字率仅15%,很多工人不会看操作手册,农民不会记账,甚至连领工资都要按手印。“成年人是兴南当下的建设者,他们不认字,工业就没法发展,民生就没法改善。”楚阳在扫盲工作会议上说,“必须启动成人扫盲计划,五年内让青壮年识字率提升至50%。”
随后,“成人扫盲计划”全面铺开,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多样”,贴合不同人群的生活、工作节奏。
夜校扫盲是最普遍的方式。政府在工厂、村寨、集市设立“扫盲夜校”,每晚7-9点上课,工人、农民下班后就能直奔夜校,不耽误挣钱和农活。夜校的教材《兴南扫盲读本》经过精心设计,简化了汉字笔画,选取的都是生活、工作中最常用的字,比如“我、你、他”“上班、下班”“种地、打粮”“工资、账本”,确保学员“学了就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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