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的冰层在初春的暖阳下开始融化，冰裂的“咔嚓”声像细密的鼓点，敲打着这片重获新生的土地。
最后一支日军残兵在合江下游被歼灭时，新一军的士兵们举着步枪欢呼，红色的旗帜沿着江岸一路向北，插遍了曾经被日军盘踞的城镇与村庄。
从沈阳到哈尔滨，从牡丹江到佳木斯，东北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回荡着“光复了”的呐喊。
吴邪站在沈阳故宫的角楼上，望着下方涌动的人潮。
市民们举着灯笼，敲着锣鼓，将新一军的士兵抛向空中，脸上的泪水混着笑容，在阳光下闪烁。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巍巍地捧着一面褪色的国旗，走到吴邪面前，老泪纵横：“军长，俺们等这一天，等了十四年啊！”
吴邪接过那面国旗，布料早已磨得发白，边角处还留着弹孔的痕迹。他举着国旗，对着满城百姓高声喊道：“父老乡亲们，东北，回家了！”
欢呼声浪瞬间淹没了整个城市，鞭炮声、锣鼓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跨越十四年的悲壮凯歌。
通信兵骑着快马穿梭在街巷，将新一军通电全国的电报送往各地，电文只有短短二十字：“东北全境光复，倭寇尽驱，山河无恙，此致敬礼。”
而此时的东京军部，这份电报像一颗炸雷，在死寂的会议室里轰然引爆。
东条英机捏着电报的手指因用力而发白，纸张被撕出几道裂口。
他眼前浮现出关东军撤离时的狼狈，想起“玉碎计划”的部署，却怎么也想不通，十几万枚毒气弹为何没能阻挡新一军的脚步。
“废物！都是废物！”他猛地将电报摔在桌上，瓷杯里的茶水溅湿了地图上“满洲国”的标记。
消息很快传到皇宫，天皇正在御花园散步，听到东北光复的消息，突然捂着胸口踉跄后退，脸色惨白如纸。
“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十四年来视若囊中之物的东北，竟然被一支“地方武装”夺回，那些投入的一百三十万兵力、无数的资源与心血，终究成了泡影。
侍从们慌忙扶住他，却看到他嘴角溢出一丝血迹——高血压猝发，当场昏迷过去。
日军高层彻底陷入混乱，有人主张立即增兵反扑，却发现国内已无多少兵可派；有人提议与重庆和谈，用放弃东北换取喘息，却被斥为“叛国”；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盯着地图，眼神空洞，仿佛已经预见了帝国的末路。
他们等来的不是“玉碎计划”的捷报，而是新一军解放东北的通电，这份通电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每个日本人的脸上。
东北的清算，在欢呼声中悄然展开。
吴邪坐在临时指挥部里，面前摊着两本名册：一本是汉奸名录，从伪满洲国的官员到为日军带路的劣绅，密密麻麻记了五十多页；另一本是在东北的日本平民名单，从工厂的技师到随军的家属，总数超过十万人。
“汉奸名单，按罪行论处。”吴邪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手上沾血的，就地枪决；为虎作伥的，判刑劳改；胁从者，登记后释放，由乡邻监督。”
执法队迅速行动起来，在沈阳，伪市长刚想乔装逃跑，就被市民认出，捆着送到指挥部，他怀里还揣着日军颁发的“功勋证书”，最终被判处死刑，枪决时围观的百姓扔满了石头。
在长春，一个为日军输送情报的商人，被查出曾害死二十多个抗联战士，执法队抄家时，从地窖里搜出了满满一箱金条，都是剥削来的民脂民膏。
枪决汉奸的枪声，成了光复后最响亮的警钟。
百姓们围在刑场周围，看着那些曾经作威作福的败类伏法，有人放声大哭，祭奠死去的亲人；有人拍手称快，喊着“报应”。
一个曾被汉奸抢走女儿的老农，颤巍巍地给执法队员跪下磕头，额头磕在冻土上，渗出血迹也浑然不觉。
对日本人的清算，则更为谨慎。
“所有在东北的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部集中看管。”吴邪对着民政官下令，工厂技师、医生、教师单独登记，其余人统一安排劳动，不得擅自离开指定区域。
士兵们挨家挨户清查，敲开每个日本人的家门时，对方大多面带惊恐。
在鞍山的钢铁厂，日本技师们正收拾行李，试图混进工人队伍逃跑，被士兵拦住时，有人还拿出日军颁发的“居住证”，却被冷冷告知：“这里是中国的土地，只认中国的规矩。”
长春的一个日本侨民区，主妇们正烧着和服，想伪装成中国人，士兵们破门而入时，她们抱着孩子瑟瑟发抖，嘴里用生硬的中文喊着“我们是好人”。
最终，她们还是被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帐篷外有士兵看守，每日分发定量的粮食，需要参加修路、种菜等劳动才能换取额外食物。
“军长，这么多日本人，看管起来要耗费不少人力啊。”民政官有些担忧，而且他们大多不会干农活，有的还故意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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