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年的钟声敲响，大明帝国在朱棣的驾驭下，已然驶入其鼎盛的航道。
然而，这位雄主并未有丝毫懈怠，其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依旧是在宏图伟业与内外挑战的交织中奋力前行，将永乐盛世推向极致，同时也为帝国的未来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北方草原，始终是朱棣心头大患。
丘福的败亡让他深知，唯有御驾亲征，方能彻底震慑蒙古诸部。
继永乐八年首征之后，朱棣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又接连发动了四次亲征。
永乐十二年，朱棣第二次亲征，率军五十万，在忽兰忽失温与瓦剌首领马哈木率领的三万精锐骑兵展开激战。
明军凭借神机营的火器优势，历经苦战，大破瓦剌，马哈木败遁。
此役沉重打击了正在崛起的瓦剌势力，暂时维持了蒙古草原的均势。
然而，蒙古诸部“败则遁走，兵退复来”的特性，使得朱棣的征伐陷入一种无奈的循环。
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年过花甲的朱棣以惊人的毅力，又三次亲率大军，深入漠北，寻找鞑靼阿鲁台主力决战。
这三次远征，往往劳师糜饷，长途跋涉，却因敌军远遁而鲜有决定性战果，有时甚至仅“获其老弱疲羸及马驼牛羊诸物”而还。
大军行进在广袤的荒漠草原，后勤补给线漫长而脆弱，给国内民生造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
汉，未央宫。
刘彻看着老迈的朱棣依旧执拗地亲征大漠，神色复杂。
“其志可嘉，其行可悯。然征战之事，贵在知己知彼，一击必中，如此频仍远征，若不能犁庭扫穴，徒耗国力，非久安之道也。”
唐，太极殿。
李世民亦叹息道。
“朕亦曾亲征高丽，深知其艰，天子屡履险地，虽可激励士气，然国本动摇，实非万全之策，这位永乐皇帝，过于执着了。”
连绵的北伐，极大地消耗了洪武、永乐以来积累的财富，大量青壮劳力被征发，转运粮饷的民夫苦不堪言，“驴马死者十余万，馈运不继，军士亦多饥困”。
朱棣以个人意志支撑的北疆战略，在其身后难以为继，也为明朝中后期的边防危机埋下了隐患。
与北伐的疲惫相比，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永乐后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永乐十一年，郑和完成第三次远航归国，携十九国使臣朝贡。
永乐十五年，第四次下西洋，船队远航至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半岛，甚至可能到达东非沿岸。
永乐十九年，第五次下西洋，主要任务是护送各国使臣回国，并进一步巩固明朝在印度洋的威望。
这一系列航海活动，将明朝的“天朝上国”形象推至巅峰，“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朝贡体系空前扩大，异域珍宝、奇兽（如麒麟——长颈鹿）不断输入，极大地满足了朱棣“君主华夷”的虚荣心。
南京龙江港、太仓刘家港舳舻相接，各国使臣、商人云集，呈现出一派“万国来朝”的盛景。
然而，这盛景之下，是巨大的财政消耗。
建造和维护庞大的宝船舰队，赏赐各国使臣及国王，都是一笔笔不菲的
开销。与朝贡所得相比，其经济收益远不能弥补成本。
随着朱棣晚年将主要精力与财力转向北伐和迁都，下西洋的实用性受到朝中务实派官员的质疑。
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奉命进行第六次下西洋，但其规模与影响力已隐约透露出强弩之末的迹象。
这一伟大的航海事业，其命运与皇帝的个人意志紧密相连，当支撑它的巨人倒下，远航的帆影也便逐渐消散在历史的海平面下。
永乐后期最重要的成就，无疑是北京宫殿的最终落成与帝国的正式迁都。
经过十余年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营建，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即紫禁城）及坛庙、衙署等主体工程基本告竣。
朱棣下诏，自次年正月始，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
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新建成的奉天殿（今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标志着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正式北移。
“天子守国门”从此由战略构想变为现实。
迁都北京，极大地加强了明帝国对北方边境的控制，奠定了此后明清两代五百余年的政治地理格局，影响至为深远。
然而，迁都过程中，运送建材、物资，征发工匠民夫，其耗费堪称天文数字，与北伐、下西洋一同，构成了永乐盛世光环下民力凋敝的暗面。
在文化上，《永乐大典》于永乐五年初稿完成后，朱棣似乎意犹未尽，或有修订增补之念，然其晚年忙于军政要务，未遑顾及，这部鸿篇巨制最终以抄录正本的形式留存，未能广泛刊行，其本身也成为了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的文化符号。
在宫廷深处，储位之争的阴影始终未曾散去。
太子朱高炽体胖多病，且性格仁柔，不为朱棣所喜。
而汉王朱高煦战功卓着，性格酷似其父，一直觊觎储位，屡有夺嫡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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