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光武帝刘秀崩于洛阳南宫前殿。
太子刘庄即皇帝位，是为汉明帝，翌年改元永平。
这位在储位期间便以明察秋毫、刚毅果决着称的新君，面对父皇留下的“光武中兴”基业，并未满足于守成，而是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开启了东汉历史上被称为“明章之治”的辉煌序幕。
其即位之初的十年，是奠定其统治基调、巩固帝国内外的关键时期。
刘庄深受其父影响，深知儒学对于维系大一统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且其自身儒学修养深厚。
即位之后，他更是将尊儒推向了新的高度。
临雍拜老，倡导孝道：永平二年，明帝亲临辟雍（国立大学），举行盛大的“大射之礼”和“养老礼”。
他引桓荣及其弟子升堂，亲自执经讲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此举不仅树立了皇帝尊师重道的形象，更极大地鼓舞了天下儒生。
同时，他尊奉太祖刘邦、世祖刘秀，强调孝道，将“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进一步制度化。
完善明堂、灵台等礼制建筑：永平年间，明帝下令修复或兴建明堂、灵台、辟雍等儒家礼制象征性建筑，并依循儒家典籍规范祭祀天地、五帝的礼仪，通过国家典礼的规范化，强化政权合法性与文化向心力。
刘庄深知吏治乃国家治乱之源。
他继承光武“总揽权纲”之策，并以更为严切的方式推行。
“法理周密，人无敢欺”：明帝为政苛察，史称“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
他对官员的要求极其严格，甚至常常通过身边近侍暗中查探臣下过失，使得“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
这种近乎苛刻的督察，虽然使得永平初期“吏事深刻”，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整肃了官场风气，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永平之政，察察如也”。
严惩宗室、外戚：明帝深戒前汉外戚、宗室之祸，对其防范极严。
其同母弟山阳王刘荆，颇有才能但不安分，多次以阴谋手段企图制造事端，甚至伪造郭太后（废后郭圣通）之弟郭况的手书怂恿东海王刘强起兵。
明帝念及手足之情，未忍诛杀，但屡次徙封，严加看管。
对于外戚，如阴、马诸家，虽给予尊荣，却“不令在枢机之位”，严格限制其干预朝政，有效地防止了外戚专权的局面在永平初期出现。
在经济民生方面，明帝延续了光武时期的休养政策，并更加注重实际效果。
重视农本，轻徭薄赋：他多次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也”，要求地方官劝课农桑，赈济贫乏。
永平三年、十二年等，曾因灾异或祥瑞下诏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田租、刍稿。
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永平十二年，明帝在位期间完成了一项重大水利工程——治理黄河。
自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后，黄河泛滥近六十年，兖、豫等地百姓深受其害。
明帝诏令着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率卒数十万，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此役耗资巨大，但成效卓着，此后八百余年黄河未发生大改道，保障了中下游农业区的安全，是明帝一朝重要的惠民工程。
安辑流民，假民公田：针对因土地兼并或灾害产生的流民，明帝采取将国家掌握的苑囿、陂池、公田“假与”或赐予贫民耕种，并贷给种子、食粮的办法，进行安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在对外关系上，明帝一改光武晚年“厌武事”的态度，抓住时机，重新经营西域，再现大汉声威。
背景与决策：王莽时期后，西域与中原联系中断，役属于匈奴。
至永平年间，北匈奴内部不稳，且时常胁迫西域诸国寇掠汉边。
同时，西域莎车、鄯善等国不堪匈奴重敛，皆有遣使求内属之意。
明帝审时度势，决心“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
班超投笔从戎与鄯善之盟：永平十六年，明帝派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忠等出酒泉塞，击北匈奴，取伊吾庐地（今新疆哈密），置宜禾都尉屯田。
与此同时，窦固部将假司马班超奉命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
班超至鄯善，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勇，夜袭北匈奴使者营帐，一举震服鄯善王，使其纳子为质，归附汉朝。
此役拉开了东汉再通西域的序幕。
重置西域都护：班超继而西行，至于阗、疏勒，威德并施，使诸国陆续归附。
永平十七年，明帝诏令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关宠为己校尉屯车师前王部柳中城，标志着中断六十余年后，汉朝重新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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