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值房内，时光仿佛被那一摞摞厚重的账册凝固了。支摘窗半开着，透进的天光在布满浮尘的空气里，划出几道斜斜的光柱，无声地移动，标记着时辰的流逝。
张子麟端坐于宽大的案几之后，身姿依旧挺拔，唯有偶尔端起旁边那盏，早已凉透的粗茶，啜饮一口时，眉宇间才，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
他的面前，摊开着三本不同年份，但科目相同的总账。左手边是研磨好的浓墨，右手边是一叠裁切整齐的素笺，上面已然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符号与简短的批注。他的阅读方式极为独特，并非逐行细读，而是指尖沿着账册上纵向的数字列快速移动，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时而停顿，在那素笺上，记下几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含义的符号，或数字区间。
这不是寻常的查账，更像是一场无声的、与数字进行的搏杀。
初入此门，面对浩如烟海的盐引账册，他确实有过片刻的茫然。盐政之复杂，远超想象。引目、斤重、引岸、水程、掣验、关税……名词繁多，环环相扣。曹焕之说得没错，外行人看这些，如同看天书。
但张子麟并非寻常外行。他那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与对数字天生的敏感，在此刻成了他最犀利的武器。他没有试图去理解每一个术语背后复杂的盐法规定，而是选择了一个最简单，也最可能藏匿猫腻的切入点——数字本身。
无论账目做得如何精巧，如何符合规章流程，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数字上。而数字，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他要寻找的，正是那些违背了这种内在逻辑的“不和谐音”。
他首先做的，便是将不同年份、但属于同一盐场、同一引岸、甚至同一运输批次的同类数据进行横向比对。比如，扬州盐场某年某月发往安庆府的盐引，其记录的“运输折耗”率是多少？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如何？与后一年同期相比又如何？
几日下来，他面前的素笺上，已经勾勒出数十条这样的折耗率变化曲线。大部分曲线起伏平缓，符合常理认知——雨季折耗略高，漕船新旧状况影响损耗，管理严格的年份折耗略低等等。
然而，当他将目光投向与曹焕之关系密切的那几家特定商号，所涉及的盐引记录时，眉头渐渐蹙紧了。
这几家商号，名号各异，注册地也分散，但经手他们业务的，往往都是户部清吏司内固定的几名书吏，核批的官员也总有曹焕之或其亲信副手的签押。他们领取盐引的时间、引岸分布看似杂乱，但张子麟通过交叉比对，发现其中隐隐存在着某种默契的轮替与互补。
更重要的是，这些商号名下的盐引，其“折耗”记录，初看与别家无异，甚至有些还略低于平均水平，显得更为“节省”。但张子麟关注的不是单次记录，而是将其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与更广的关联背景下去审视。
他发现，每当《漕运日志》记载河道通畅、天气晴好，其他商号盐引折耗普遍较低的月份，这几家商号的折耗却时不时会出现一个突兀的、小幅度的峰值。反之，在风雨较多、运输困难的时期，他们的折耗反而显得“正常”，甚至略低。
这细微的反常，如同平滑乐章中，偶尔跳出的一个刺耳音符，极其微弱，若非他将大量数据并列对比，几乎无法察觉。
“事若反常必有妖……”张子麟放下笔，指尖轻轻敲击着案几，目光深邃。这反常的折耗波动，就是妖踪之一。
此外，他还注意到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每当这几家商号的盐引记录出现异常高折耗之后，紧跟着的账目里，往往会出现与之相关的“补偿盐引”或“旧引兑换”记录。理由通常是“弥补途中意外损耗”、“平抑引价”等等，程序上看不出太大问题，补偿或兑换的盐引数量，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但次数多了，时间点又如此巧合，便不由得让人心生疑窦。这异常的折耗，与紧随其后的补偿、兑换，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是否前者是“因”，制造出账面亏损的假象，而后者是“果”呢？以此为由头，将更多的盐引资源，以“合法”的形式，输送给这些特定的商号？
思路渐明，但张子麟的心却愈发沉重。因为这仅仅是基于数字规律的推测，是或然性，而非必然性。曹焕之等人完全可以辩解，这只是巧合，或是不同商号运营策略、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所致。仅凭这些，远不足以形成有效的证据。
他需要更直接、更确凿的突破口。
这日午后，赵主事例行公事般地前来询问可需添茶倒水，目光似不经意地扫过张子麟案头，那写满奇怪符号的素笺，脸上依旧挂着那副谦恭而疏离的笑容。
“张评事连日辛劳，可有所得？”赵主事状若随意地问道。
张子麟抬起眼，平静地看着他：“户部账目清晰，条分缕析，确是下了功夫的。”他语气平淡，听不出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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