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模型成功地统一了电磁力与弱核力，但在试图纳入引力时遇到了瓶颈。
星历第一百一十五年，由理论物理学首席专家克罗恩领导的团队，在构建统一场论的高维拓扑模型中，于某个关键推导步骤中发现了两个解。
这不是普通的数学多解情况。
这两个解同样优雅，同样满足所有边界条件，同样能推导出可检验的物理预言——但它们互不相容。
选择解A，则某些实验应该观测到空间曲率的周期性波动；选择解B，则这些波动不应该存在。
更棘手的是，两个解关于“高维空间如何折叠”的描述完全不同：解A认为存在七个紧致化的额外维度，解B则认为只有三个，但其中一个是“非定域性缠绕态”。
争论从专业期刊的页面迅速扩散。
克罗恩坚持解A，他认为该解更符合卡瑟兰人传统的“七重和谐”宇宙观；年轻数学家纳恩则力挺解B，认为它“更简洁、更革命性”。
媒体给两派贴上了标签：“维度派”与“弦振派”
公众辩论逐渐变质。
星历第一百一十八年，在一次全文明直播的学术论坛上，克罗恩当众指出纳恩的某个数学推导“违反了逻辑基本律”。
纳恩则反击说克罗恩的模型“被陈旧范式禁锢”。
两人外骨骼上的光泽从学术辩论的理性银白色，逐渐变成了代表愤怒与不屑的暗红色。
那场论坛的收视率创下历史新高，但事后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观众“完全看不懂在争论什么，只觉得双方都很生气”。
星历第一百二十年，科学理事会做出了痛苦决定：将统一场论研究降级为“长期探索项目”，实质上是无限期搁置。
理事会公告中写道：“在获得决定性实验证据前，建议各研究团队继续沿不同路径探索。”
表面上，这是科学的审慎；实际上，这是承认了基础物理学领域出现了无法通过现有方法解决的认知分裂。
而在社会层面的变化则更隐蔽，但更深刻。
星历第一百三十年，全球社会监测网络发布年度报告，其中一项数据引起了执政议会的注意：社会凝聚力指数首次出现统计学意义上的下降，从上一年的92.7%降至89.3%。
下降幅度不大，但趋势明确。
深度调查显示，下降主要源于代际差异。
在“你对文明未来五十年的发展预期”问卷调查中，18-40年龄段的卡瑟兰人更倾向于“激进技术跃迁”，支持诸如“意识上传”“恒星引擎建造”等大胆设想；40岁以上的群体则普遍选择“稳健渐进发展”，强调“生态平衡”“文化传承”。
这种差异本属正常，每个文明都会经历代际观念更替。
但这一次，调查员在后续访谈中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年轻一代在阐述观点时，使用的逻辑框架与年长者完全不同。
当一位年轻人解释为什么支持意识上传时，他说：“个体的意识本质上是宇宙共振网络的局部显化，上传只是换一种共振载体，这不会丢失‘本我’，只会拓展‘本我’的存在形式。”
而一位长者反驳时则说：“意识是生物体与环境亿万年共同进化的产物，脱离原生载体就是斩断历史纽带，得到的只是空洞的模拟。”
他们使用了相同的词汇——意识、载体、存在——但这些词背后的概念体系已经不同。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调查员要求双方互相解释对方的观点时，年轻一代无法理解长者为何“执着于生物载体的偶然形式”，长者则无法理解年轻人为何“把意识当作可以随意复制的信息模式”。
这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是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开始分岔。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一百四十年。
一艘名为“远眺者号”的深空科考船，在前往星系边缘执行“绘制星际介质分布图”的任务途中，传回了一组令人费解的数据。
根据任务日志，“远眺者号”在距离绿源星0.8光年处，突然探测到一片“空间特性异常区域”。
船载传感器几乎同时报告了互相矛盾的读数：光学望远镜显示该区域是绝对虚空，质量为零；引力梯度仪却检测到相当于一颗小型行星的质量集中；高能粒子探测器记录到持续的辐射爆发，但背景辐射计数却显示该区域辐射水平低于宇宙平均值。
“远眺者号”的舰长，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塔尔，在最后一条通讯中说：“所有仪器都在正常工作，但它们在描述两个不同的宇宙。我们准备进行近距离……”通讯在此中断。
事故调查持续了三年。
由七名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审查了飞船传回的所有数据、船体设计图纸、甚至每位船员的心理评估记录。
最终报告长达一千二百页，但核心结论只有一句模糊的话：“‘远眺者号’可能遭遇了某种未知的空间现象，该现象导致飞船的导航系统与基础物理传感器产生不可调和的逻辑冲突，进而引发连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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