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的春天，来得迟，也来得惨淡。渭河两岸的柳树勉强抽出些黄绿的芽，田垄间却少见人影，只有被野火燎过的焦黑痕迹，和偶尔可见的、未被掩埋干净的残缺白骨，提醒着人们去岁那场浩劫。
在镐京西边不远，一个叫携的地方（具体地点已不可考，可能在今陕西户县附近），几座勉强修葺过的宫室里，飘出了稀疏的炊烟。这里没有镐京王城的恢弘，更像一个临时加固的贵族庄园。但在这里，一个新的朝廷，正试图在一片废墟上，撑起一面旧的旗帜。
旗帜下坐着一位年轻人，或者说，一个大孩子——王子余臣。他是周幽王的另一个儿子，或许比被废的太子宜臼年幼，生母可能地位不高。在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褒姒被掳的那场巨大混乱中，他没有跟随父亲逃往骊山，或者侥幸躲过了搜捕。此刻，他被一群神情肃穆、甲胄染尘的老臣簇拥着，头上戴着一顶显然不太合尺寸的冠冕。
拥立他的，是以虢（guó）公翰为首的一批西周王畿内的旧臣和贵族。这些人，是宗周社稷最后的“守墓人”。
一、两个“周王”的诞生：合法性对决
就在骊山烽火熄灭、镐京余烬未冷之际，华夏大地的政治光谱上，几乎同时亮起了两个都自称“周天子”的光点。
东边的光点：平王宜臼。
地点：申国（今河南南阳），后迅速东迁至雒邑（洛邑）附近。
拥立者：申侯，及其盟友缯侯、许侯等，可能还包括一些早早东迁的畿内贵族（如郑国部分势力）。
合法性叙事：
嫡长子正统：我是幽王元配申后所生，名正言顺的太子！幽王受妖妃褒姒蛊惑，废嫡立庶，违背礼法。我的废黜本身就是非法的。
为国除害：我外公申侯联合诸侯，诛杀无道昏君（幽王）和祸国妖妃（褒姒），是“清君侧，安社稷”的正义之举。（至于勾结犬戎？那是“借用”外力，细节可以模糊处理。）
天命所归：幽王失德，戏弄烽火，天命早已弃之。我乃嫡长，复位乃天命所向。
这套说辞，占据宗法礼制的制高点，听起来堂堂正正。但它有一个致命软肋：与弑父者（申侯）和外敌（犬戎）牵连过深。在极端重视孝道和“华夷之辨”的周代，这是难以彻底洗刷的“原罪”。许多老派贵族内心是鄙夷和不接受的。
西边的光点：携王余臣。
地点：携地（宗周故地）。
拥立者：虢公翰等留守王畿的世卿旧族。
合法性叙事：
扞卫宗庙，延续国祚：镐京虽破，宗周未灭！我等坚守先王故土，在王室陵寝和宗庙附近拥立新君（余臣），才是真正延续文王武王之祀，不让祖宗血食断绝。
反对篡逆，肃清朝纲：申侯引狼入室，弑杀天子，形同篡逆！宜臼得位不正，乃“弑父者之外孙”，有何资格继统？我们才是王道正统的扞卫者。
仇耻未雪，何以东迁：犬戎杀我天子，毁我都城，此乃国仇家恨，不共戴天！此时不思收复旧都、报仇雪耻，反而丢下宗庙社稷东逃，是懦弱与背叛！我们要留在西土，积聚力量，光复宗周！
这套说辞，主打悲情坚守和血仇未报，情感上能打动很多对宗周有深厚感情、对犬戎有切齿之恨的旧贵族和军民。但它也有硬伤：实力弱小，且拥立的王子并非嫡长，在宗法上稍逊一筹。
《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也佐证了这一分裂局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指携王余臣）而立其弟。” 这些出土文献证实，“二王并立”不是后世编造，而是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残酷政治现实。
二、携王朝廷：夹缝中的艰难维系
携王余臣的朝廷，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寒酸、最悲壮的“中央政权”之一。
政治资本：
一批忠心但可能迂阔的老臣：如虢公翰，世代为周室卿士，与王室利益深度绑定，他们的忠诚无可置疑，但能力和视野可能已跟不上剧变的时代。
部分王畿残存的军民：那些无法或不愿东迁的贵族、士人、平民，他们家园被毁，仇恨满腔，是携王政权的基本盘和兵源。
“大义”名分：坚守故土、复仇雪耻的口号，在道义上有其感召力。
现实困境：
经济凋敝：关中经此大乱，生产破坏严重。携地小，资源有限，又要养活朝廷和军队，财政捉襟见肘。
强敌环伺：东边，是占据大义名分、获得更多诸侯形式承认的平王集团。西、北两面，是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劫掠的犬戎等部落。携王政权处在夹缝之中，生存压力巨大。
诸侯观望：大多数诸侯对这场王室内战持观望态度。他们可能同时向两边派遣使者，保持暧昧，伺机而动。真正铁心支持携王的诸侯恐怕不多，且实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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