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的脚步声杂乱而沉重，带着一种被恐惧追赶的狼狈。
林晚星刚刚直起腰，就看到两个半大的少年，合力抬着一副由两根竹竿和几件破衣服扎成的简易担架，从山路拐角处冲了出来。
担架上躺着一个男人，右腿以一个非人的角度诡异地扭曲着，洗得发白的裤子上，暗红色的血迹触目惊心。
为首的少年正是狗剩，他一张脸煞白，汗水混着泥土从额角滚落，声音嘶哑得几乎破了音：“林……林大夫！我们用了您刻在石碑上的《素纸录》，用了‘五步固定法’！但是……但是我们怕动坏了柱子叔的骨头！”
林晚星的目光没有一丝波澜，冷静得像一块冰。
她快步上前，没有先去看那条惨不忍睹的伤腿，而是俯身，视线精准地落在伤者胸口的衣兜上。
那里，果然鼓囊囊地塞着一张折叠过的硬纸片。
她伸手取出，展开。
那是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用木炭写就，字迹歪歪扭扭，却异常清晰地分成了四行——
主诉：从三米高土坡滚落，右腿砸中石头。
受伤时间：约半小时前。
已做处理：布条压迫止血，木板固定。
过敏史：无。
最原始，最粗糙，却也最有效的“院前急救信息卡”。
林晚星的心像是被一只温热的手轻轻攥了一下。
她没有多余的夸赞，只是将那张纸片小心地折好，对着两个几乎要虚脱的少年，点了点头，吐出两个字：“送医。”
随即，她转身从屋里拿出一小瓶自己泡的药酒，塞到狗剩手里，语速极快地叮嘱：“路上用布沾湿，敷在伤口周围，冷敷，千万别让他喝了！”
“是！”两个少年仿佛领了军令，眼中迸发出新的力气。
他们郑重地接过药酒，在转身抬起担架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吼了一句：“林大夫放心，我们会记全程！”
看着他们踉跄却坚定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尽头，林晚星才缓缓走进屋，拉开书桌最下层的抽屉。
她将那张写满求生本能的“病情卡”，轻轻地放在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旁边。
那是她穿越来后，写下的第一份病历。
它们并排躺在一起，像是一个轮回的见证。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中部某省。
一场毫无预警的模拟疫情演练，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黄干事作为中央督导组的负责人，正站在指挥中心的电子大屏前，眉头紧锁。
屏幕上，代表各乡镇卫生所的数据光点正被逐个点亮，代表着他们完成了应急响应机制的启动。
“报告！石桥村卫生所完成全员信息登记，比预定时间提前了整整四个小时！”一名技术员的报告声，让整个指挥中心都安静了下来。
石桥村，全省最偏远的行政村之一，交通闭塞，通讯落后。
黄干事立刻下令：“调阅他们的工作流程图！”
当那张手绘的、结构复杂的流程图出现在大屏上时，黄干事只觉得一股电流从脊背窜上头顶。
这张图的结构，竟然与林晚星十年前在内部会议上提出的“基层三级响应模型”别无二致！
甚至连模型中最容易被忽略、被视为“繁琐”的信息传递链“回执确认环”，都用红笔被重点标注，完整保留。
他亲自拨通了石桥村卫生所的电话，那头是一个声音腼腆的年轻村医。
“黄……黄领导，您问这个图是谁教的？”村医似乎很紧张，“没……没人教过。就是我们开会讨论的时候，老所长总说一句话——要是林老师还在，她会怎么写？我们就想着，一个不能漏，错了得能改，谁干的活谁得认，然后就……就照着那个‘该有的样子’做了。”
“该有的样子……”黄干事喃喃地重复着这五个字，挂断电话，沉默了许久。
他拿起笔，在对该省的试点评估报告“核心亮点”一栏，重重地写下了一行字：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下发了多少文件，而在于人们心中，是否有一个清晰可见的范本。
军医大学，青年医师临床思维大赛决赛现场。
程永年教授公布了最后的题目：为一名长期原因不明低热、辗转多家医院无果的患者，制定下一步的诊疗方案。
大部分选手迅速投入到对各种罕见病、复杂免疫学指标的分析中，只有一名坐在角落的女医生，提交的却是一份图文并茂的追踪记录。
上面没有复杂的化验单分析，而是患者近一个月的每日作息表、家庭三餐的真实照片、对邻里关系的走访摘要，甚至还附上了一段她与患者丈夫对话的录音转写片段。
一名评委当场提出质疑：“这些家长里短，算是医学内容吗？太不专业了！”
女医生站起身，神色平静地回答：“我在图书馆‘修正角’的‘自由书写日’活动里，读过一份三十年前的老病历。那份病历的结尾，医生用铅笔加了一句批注：‘体温计测不出委屈。’所以，我试着先去看那个生了病的人，而不仅仅是她生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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