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0日，下午三点，临州市公安局法医解剖室。
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白炽灯下，三张不锈钢解剖台并排摆放：中间是李秀兰的骸骨，左侧是张建国的遗骨，右侧空着，但摆满了证物——王建军的工具袋、李秀兰的假身份证、那本黑色日记、照片、信件。
老陈站在解剖台前，目光从一件证物移到另一件证物。两天前周国富的供述像一块看似完整却暗藏裂痕的玻璃，他必须找到那条裂缝。
“陈师傅，省厅DNA实验室的结果传真过来了。”小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几张纸，“李秀兰骸骨的DNA，和她留在辽阳娘家的头发样本，匹配率99.9%。”
老陈接过报告，扫了一眼：“另一个检测呢？”
“西塘出租屋血样的DNA和张建军的比对结果也出来了，完全匹配。”小林顿了顿，“还有，我们在工具袋内侧提取到的微量皮屑组织，经检测属于周国富。这证实他确实接触过这个袋子。”
物证链越来越完整。但老陈心里的疑虑却越来越重。
“把张建军带来。”老陈说，“我要再问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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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张建军显得比前几天更憔悴。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手上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抖腿。
“张建军，你说5月7日那晚，周国富砸伤你后，把你绑在椅子上，血流了十几分钟。”老陈盯着他，“那段时间，李秀兰在做什么？”
张建军眼神闪烁：“她……她在旁边哭，求周国富放开我。”
“她离你多远？”
“就……就在我旁边，跪在地上。”
“她碰过你吗？”
“没有，周国富不让她碰。”
老陈拿出技术科的血迹分析报告：“现场血迹显示，伤者站立滴血的位置周围，有一圈不完整的鞋印，36码，女性。那是李秀兰的鞋印，她在你流血时围着你走了一圈。”
张建军的脸色变了。
“一个吓坏了的女人，跪在地上哭，为什么会在你流血时围着你走一圈？”老陈逼问，“她在观察什么？还是在确认什么？”
“我……我不知道……”张建军的声音开始发抖。
老陈又拿出那张四人合影：“这张照片，除了周国富、李秀兰、张建国，还有这个女人。她是谁？”
张建军看了一眼照片，像是被烫到一样移开视线：“我……我不认识。”
“但你见过她。”老陈肯定地说，“1991年3月25日，张建国到临州的第二天，你们一起吃了饭。你在场，对吧？”
“没有！我不在！”张建军反应激烈，“那天我在广州！”
“是吗？”老陈拿出周国富的日记，翻到3月25日那页，“周国富的日记里写：‘今晚请张建国吃饭，张建军作陪，还有小刘。’小刘是谁？”
张建军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小刘，刘芳，或者……”老陈顿了顿，“你们叫她‘芳姐’，对吧？”
张建军猛地抬头，眼睛里全是惊恐。
老陈知道自己猜对了。这几天他让小林详细调查了周国富在南方的人际网，发现一个关键人物：刘芳，女，三十八岁，原籍辽阳，1990年前在广州做服装生意，1991年突然失踪。而她，是张建军的前女友。
“刘芳和你们是什么关系？”老陈继续问，“她和周国富的生意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不认识她！”张建军几乎在喊。
老陈不再逼问，而是换了个话题：“1991年3月30日，张建国遇害那晚，你在哪儿？”
“我在广州！一直在广州！”
“谁能证明？”
“店里的伙计，邻居，都能证明！”
老陈点点头，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车票复印件：“这是1991年3月28日，广州到临州的硬座车票，乘客姓名：张建军。我们在你广州租住房的床垫下找到的。”
张建军的脸瞬间惨白。
“你3月28日到了临州，3月30日张建国遇害。”老陈的声音像冰一样冷，“然后3月31日，你坐火车回了广州。张建军，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审讯室里死一般寂静。张建军的呼吸声粗重得像破风箱。
“我说……我都说……”他终于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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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11日，凌晨一点，第二场审讯。
张建军交代的真相，让老陈和小林都倒吸一口凉气。
“周国富……他做的不只是建材生意。”张建军声音沙哑，“他还……还帮人‘带货’。”
“什么货？”
“电子表、录音机，还有……还有一些药。”张建军不敢看老陈的眼睛，“从香港那边弄过来，在内地卖。利润很高，但风险也大。”
“张建国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周国富让我送一批货到辽阳，正好张建国在。他看见了，起了疑心。”张建军说，“后来他私下找我，说要分一杯羹，不然就去举报。我怕了，就告诉周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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