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夏末,上海弄堂里的潮热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闷得人透不过气。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发蔫,边缘卷着焦黄色的边,蝉鸣声嘶力竭地钻过斑驳的木窗,落在二楼阳台外那根锈迹斑斑的晾衣绳上。绳上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物,风一吹,便晃晃悠悠地蹭着墙皮,留下淡淡的水渍,像极了这弄堂里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
苏曼卿正踮着脚,伸手去够晾在绳最外侧的蓝布衫——那是庄建国的工作服,昨天被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打湿,领口还凝着一圈淡淡的水痕,再不收就该发霉了。她的头发是弄堂里出了名的好,乌黑油亮,长及腰际,像一匹上好的绸缎,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平日里,她总是用一根乌木簪子一丝不苟地盘成发髻,衬得她那张略带苍白的脸愈发清秀,哪怕穿着最普通的粗布衬衫,也透着一股与弄堂烟火气格格不入的温婉。可今天着急收衣服,抬手时幅度大了些,乌木簪子不知怎的松了,乌黑的发丝像挣脱束缚的瀑布,“哗”地散了下来,恰好搭在阳台外那根粗麻绳拧成的晾衣绳上。
“哎哟!”苏曼卿只觉得头皮一阵尖锐的剧痛,像被人狠狠扯了一把,整个人被拽得一个趔趄,脚尖差点从阳台的小木凳上滑下去。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扯头发,可那晾衣绳是用粗麻绳拧成的,表面坑坑洼洼,麻绳纤维早已和发丝死死绞在一起,越扯缠得越紧,疼得她眼泪瞬间涌进了眼眶,指尖都在微微发颤。那疼痛顺着头皮蔓延开来,像无数根细针在扎,让她几乎喘不过气,眼前都有些发黑。
“曼卿,怎么了?”庄建国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带着刚下班的疲惫。他刚从厂里骑车回来,藏蓝色的工装裤上沾着些许机油渍,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汗水浸湿的小腿。手里还拎着一个装着青菜和豆腐的网兜,网兜上沾着些许泥点——那是他在弄堂口的小菜摊买的,花了两毛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晚饭。听见妻子的惊呼,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沉重的脚步声在狭窄的楼梯间里回荡,推开阳台门的瞬间,就看见苏曼卿半边身子探在阳台外,乌黑的长发像一团乱麻缠在晾衣绳上,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建国,快帮我弄下来,疼死我了!”苏曼卿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阳台的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浅浅的水渍。她的手死死抓着阳台的栏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身体微微发抖,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头皮的疼痛,连声音都在发颤。
庄建国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扶住她的腰,生怕她重心不稳摔下去——阳台的护栏只有半人高,下面就是弄堂的石板路,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低头仔细一看,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这怎么缠得这么紧?”晾衣绳的麻绳纤维已经勒进了头皮,有些发丝甚至被磨得发毛,稍微一动,苏曼卿就疼得倒抽一口冷气,浑身轻轻发抖。他伸出手,试着用手指慢慢解开缠结的发丝,可那些发丝和麻绳绞得像一团死结,指尖稍一用力,苏曼卿就疼得眼泪直流,他只好作罢,直起身在阳台里来回踱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阳台角落放着一把苏曼卿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刃口还算锋利,是去年托人从百货商店买的,花了五毛钱,苏曼卿平日里宝贝得很,只用它剪布料和线头,从不舍得用在别的地方。庄建国的目光落在剪刀上,心里猛地一动,随即又有些犹豫:“曼卿,要不……我用剪刀剪一下?”
“剪?”苏曼卿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抗拒,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得更凶了,“不行!这头发我留了十几年,怎么能剪?”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绝望,这头长发是她的骄傲,是她从少女时代就精心呵护的东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洗发水,她就用皂角洗头,洗完后用木梳一点点梳顺,哪怕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打理。这头长发,就像她心底那点残存的体面,是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里,仅存的一点属于自己的美好,怎么能说剪就剪?
“可现在不解开,你头皮都要被勒破了。”庄建国指着她被缠得发红的头皮,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再说,去理发店剪头发要花钱,咱们这月工资刚发,还要给妈买降压药,给孩子交学费,能省一点是一点。”他是厂里的普通钳工,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在他看来,头发剪了还能再长,花钱去理发店实在是浪费——理发店剪一次头发要一块五,够买三斤青菜,或者给孩子买两本练习本了。
苏曼卿咬着嘴唇,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庄建国的手背上,冰凉冰凉的。她知道庄建国说的是实话,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紧张,上个月孩子感冒发烧,光医药费就花了十块钱,至今还欠着邻居王大妈五块钱。可这头发是她的念想,是她嫁给庄建国时,娘家人特意叮嘱她要好好留着的,说“长发披肩,福气满满”,如今要是就这么剪了,她心里实在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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