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澜暴动胜利的硝烟味儿还没散尽，祠堂那扇厚重、沾着血污和烟尘的大门就日日敞开着。它像一个骤然觉醒的巨兽，大口吞吐着闽西群山深处躁动的人流和声浪。张涤心、林桂生、刘震东，还有那个刚穿上温鸿升改的靛蓝粗布“军装”、左胸口缝着颗歪扭红布星的铁头，几乎把全部气力都耗在了这里。队伍像滚雪球，坠着一粒粒从四周山坳里闻风而来的“雪沫子”。这些“雪沫子”扛着生锈的锄头、豁了口的柴刀、甚至只是根沉甸甸削尖的硬木棍，黝黑的脸上嵌着长久饥饿留下的深槽，但眼睛里烧着一种前所未见的光——那是刚刚分到手的、实实在在握在手心的几斗谷子、几分薄田点燃的光，是祠堂前那面虽歪斜却烈烈招展的红旗映进心底的光。
“入了赤卫队，就有饱饭食，就有田种！跟红军走，打天下！”张涤心的声音早已嘶哑，却像淬过火的铁，每一次砸在祠堂空旷的梁柱间，都激起一片滚烫的应和。新来者粗糙的手指在临时钉在墙上的报名册上，郑重地按下乌黑的手印，指印摞着指印，密密麻麻，如同无数挣扎着要破土而出的根须。
小澜武装暴动犹如春雷霹雳，震动了武北、汀南、杭西一带，紧接着，小澜附近九乡和汀南各乡相继举行农民武装暴动，成立革命委员会、乡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等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至1930年秋冬，武北、汀南、杭西边境联成了一大片红色区域,红色政权遍地开花。
武器成了最扎眼的笑话。除了从上次暴动缴获的十余支步枪，祠堂角落堆着缴获来的，几杆锈迹斑斑、枪栓都拉动生涩的老套筒，几把豁了口的破腰刀，更多的，是队员们自带的家什：刘震东宝贝似的擦着他那杆祖辈传下来、装填一次恨不得要半袋烟工夫的鸟铳；更多人手中只有柴刀、钉耙，甚至沉甸甸的扁担头削成的矛。
“这……这能跟‘灰皮子’（指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快枪干？”一个刚按了手印、身材高大的后生，掂了掂手里的柴刀，眉宇间压着疑虑的阴云。
张涤心走过去，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柴刀，掂了掂，突然猛地旋身，手臂划过一道凌厉的弧线，“噗”的一声闷响，柴刀深深楔入门边一根作为练靶的粗大木柱，刀柄兀自嗡嗡震颤。“看见没？刀不快？是你心头的火不够旺！快枪？那是纸老虎！它要子弹，要瞄准，近了身，它就是根烧火棍！以前在南昌下来的革命军随军学习时就晓得，白刃见红，靠的是咱山里人的血性和这身硬骨头！”
他猛地拔下柴刀，刀锋在昏暗中闪过一点寒芒：“枪，会有的！老子拿命担保！先从打熬筋骨、练近身搏命开始！练好这个，等缴到了枪，你才配使唤它！”
操练场挪到了祠堂后那片开阔的打谷坪。晨光熹微，冰冷的露水还挂在枯草尖上，震天的吼声就在坪上炸开。“杀！杀！杀！”几十条汉子，穿着各色破衣烂衫，列着歪歪扭扭的队伍，一次次向前突刺。没有枪，就用削尖的长竹竿代替，沉重的扁担代替。林桂生像块沉默坚硬的岩石，矗立在队列前，眼神鹰隼般锐利。谁的突刺慢了半分，腰杆软了一下，立刻会迎来他如刀锋般刮过面颊的厉喝：“腰！你他娘的腰是豆腐做的？！顶上去！枪尖子要捅穿敌人心窝！不是给敌人挠痒痒！”
刘震东则把那些有鸟铳、老套筒的人聚在另一边，一块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成了他的课桌。他一遍遍演示着装药、填弹、压实、装火帽的繁琐步骤，动作慢得如同给婴儿穿衣。“急？急着去阎王殿报到？”他瞪着眼，唾沫星子喷在紧张得手抖的新兵脸上，“快枪一响，几息之间定生死！你装药少了一星半点，打不响！压弹松了，炸膛！要的是稳，是准！练！练到闭着眼，手指头自己会动！”
铁头瘦小的身影在人群里穿行如风，扯着嗓子传递每一个临时变更的口令，或是把几张用锅底灰写着潦草字迹的纸片塞进某个班长手里。他胸前那颗粗糙的红布星，已成了打谷坪上一枚跳跃的印记。
汀江的水在梅雨时节涨了起来，浑浊而湍急，卷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枯枝败叶，撞击着两岸嶙峋的石壁。四大队第一次正经的军事任务来了——配合刚从汀州府方向渗透过来的一支小股红军运输队，将一批宝贵的药品、食盐和几箱复装子弹壳，接力运过江。
雨下得没完没了。张涤心带着挑选出来的二十来个最能沉得住气、熟识水性的精干队员，提前一天就潜伏在江湾一处隐秘的芦苇荡里。冰冷的江水浸泡着下半身，蚊虫隔着湿透的裤管疯狂叮咬。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和牙齿微微打颤的声音。铁头蜷缩在张涤心身边，嘴唇冻得发青，一双眼睛却死死盯住对岸预定接头的、那棵孤零零的老樟树方向。
“咕……咕咕……”一声水鸟叫，带着特定的节奏，穿透雨幕传来。张涤心精神一振，哑着嗓子低吼：“来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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