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所城西门的教堂尖顶早没了当年的光鲜，铜十字架上落满乌粪，墙缝里钻出的野蓟，爬上了十字架的横臂与竖梁交汇处，把“上帝爱人”的刻字遮去了大半。柯林斯医生站在教堂后院的仓库里，手指抚过那台德国产的显微镜。镜筒上似乎还留着他大儿子的气息，1919年，十六岁的汤姆跟着他跨太平洋来华时，趴在这镜子前数过疟原虫的环状体。如今镜片蒙了灰，像块被遗弃的琥珀。
“柯牧师，最后一批教民今早走了。”教堂杂工老周捧着个蓝布包裹进来，声音哑得像破风箱，“张寡妇家的小子去当红军了，说要‘打倒洋教’；王裁缝的媳妇说，家里揭不开锅，供不起每月五块大洋的教堂捐。”
柯林斯摸了摸挂在墙角的脚踏风琴，他的妻子，十年前因肺痨死在这架琴前，临终前还说“等春天，我们要在院子里种满月季”。
仓库角落堆着半箱奎宁，玻璃药瓶上的标签被虫蛀得残缺。“这是最后二十瓶抗疟药。”老周叹口气。
听说了柯林斯要回国的消息，傅鉴飞过来送他。
“柯医生，听说您要走？”傅鉴飞掀开门帘进来，药香混着他身上的艾草味扑面而来。
柯林斯点头。三个月前，苏维埃政府的告示就贴在教堂门口，红纸上印着“一切外国宗教活动须向苏维埃登记”，落款盖着鲜红的镰刀锤子。两个戴八角帽的干部来过，说“教会财产属于帝国主义，限期移交政府”。他看着墙上玛莎的照片，最终把登记表格撕成了碎片。
“这台显微镜，您留着吧。”柯林斯的目光落在显微镜上，“济仁堂的娃们总说，要是能看看病菌长啥样，抓药就能更准些。”
傅鉴飞愣住。他知道这个显微镜是柯林斯他用三个月薪水从上海洋行买的，玛莎总笑他“比给教堂买风琴还舍得”。可此刻，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在县立小学，那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指着他的听诊器问：“洋大夫，这铁管子能听见我心里的虫吗？”
“不，傅鉴飞。”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这镜子，该给能看懂它的人。”
接下来的半个月，柯林斯像只衰老的蜗牛，慢慢收拾着行囊。他把教堂储藏室的药品清单重新誊写了一遍：盘尼西林二十支、阿司匹林五百片、磺胺嘧啶十瓶，还有半箱紫药水。他特意攥着老周的手腕，一字一顿地叮嘱：“老周啊，教堂的门可得锁紧了。这乱世里，别让火星子溅上去烧了圣堂；院儿里也甭堆杂物，更不许放牛——上帝在天上瞧着呢，咱得护着这方净地。”
临行的前一夜，柯林斯让老周五抱着那个小药柜，敲开了济仁堂的门。傅鉴飞正在捣制枇杷膏，石臼里飘着蜜香。“您这是……”看见他怀里的药柜，傅鉴飞问。
“这柜子，我送你。”柯林斯把钥匙塞进傅鉴飞手里，“还有这些药——奎宁留给发烧的孩子，磺胺给砍柴时划伤的人。”
傅鉴飞的手直抖，药杵“咚”地掉在柜面上：“柯医生，这怎么使得？您留着，回美国还能……”
“回美国？”柯林斯笑了，眼角的皱纹里泛着水光，“我在武平待了十八年，玛莎埋在这里，汤姆去年在江西打仗……没了。”他掏出张泛黄的照片，是1925年和汤姆在教堂前的合影，男孩穿着中式短褂，手里举着个纸糊的风筝。
照片背面写着：“愿这风，能吹到武平的每个角落。”
第二天清晨，教堂的钟没响。傅鉴飞送柯林斯到了码头，两人望着江面上漂浮的晨雾，紧紧相抱，这一去，就是永别了。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有些东西走了，有些东西却像这药香，渗进了泥土，扎下了根。
柯林斯离开了，傅鉴飞在武所又少了一个朋友，倍感落寞。济仁堂药铺里，端坐堂中的傅鉴飞正专注地搓着手中一丸药，指尖染着深褐药渍。他的动作一丝不乱，眼角的细纹和鬓边的几缕霜白，却比往年深了、多了。柜台上，一把黄铜小秤，秤杆光亮，秤盘里残余着一点草屑，在这昏沉光线里，也显出几分不合时宜的清晰。
门外石板路湿滑反着幽亮，行人稀疏，步履匆忙，似被这深秋寒意催促着。墙根背风的角落，几个缩着脖子的老汉凑在一起，声音压得极低，破碎的词句在冷风中断断续续飘进店里：“……‘红带子’……怕是又要挪窝了……”“听说了，昨儿夜里，北边山口那边有动静……”“这才几天安稳气儿？钟阎王的探子怕是早闻着腥了……”
“啪嗒”，傅鉴飞手中那粒搓好的乌黑药丸落在白瓷小碟里，发出一声清脆声响，打断了他凝神细听的姿态。他微微抬了抬眼，视线掠过店门投向外面阴郁灰蒙的天空，那云层厚且沉，压得人心头也跟着发闷。他眉峰几不可察地蹙拢了一瞬，随即又归于平静，只伸出指腹，将那粒滚圆的药丸轻轻按稳在碟心。风似乎又紧了些，卷起街角几片枯叶，打着旋儿撞在药铺的门板上，“噗”地一声轻响，仿佛某种不祥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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