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节气,清河县的土地裂得能塞进拳头。林砚带着孙福下乡核粮,牛车碾过焦土,扬起的尘土落在粮册上,把“实缴”二字糊成了灰扑扑的一团。
“这日头毒得能把人晒化。”孙福擦着汗,从怀里掏出个葫芦,灌了口水,“林书吏,要不咱先去张家庄的老槐树下歇会儿?”
林砚摇头,翻着手里的粮册:“张家庄今年报了旱灾,得仔细查查。”他的指尖停在“张家庄应缴粮三十石”那行,旁边用红笔批注着“已缴二十石,余十石待查”。
牛车转过山坳,远远望见张家庄的老槐树,叶子蔫得卷成了筒。村口的土墙上贴着泛黄的告示,“减免三成赋税”的朱印被雨水冲得模糊。林砚刚跳下车,就见个老汉拄着枣木拐杖踉跄着过来,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被汗水浸成了深灰。
“官爷……”老汉扑通跪在地上,浑浊的泪砸在滚烫的土地上,“求您给条活路吧!”
林砚赶紧扶住他:“老人家,有话慢慢说。”
老汉姓王,是张家庄的佃农,租种李大户十亩薄田。“开春时,李大户说今年灾年,每亩收租两斗。”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个破布包,里面是张皱巴巴的租契,“可前几日里正又来收税,说每亩要缴三斗,还说这是县衙的规矩!”
林砚接过租契,看见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每亩租谷两斗,遇灾年减半”,落款是李大户的红手印。“这税银该是县衙收的,怎么会和地租混在一起?”
“官爷有所不知。”王老汉抹着泪,“李大户代收地租,说税银也由他代缴,可收完税银后,又说灾年不减租,要我们补上三成!”他从怀里掏出个小陶罐,倒出半把碎铜钱,“您看,这是我东拼西凑的五文钱,实在缴不起了……”
林砚的指尖抚过陶罐上的裂纹,像触到了佃农们破碎的指望。他掏出随身的小本,快速记录:“张家庄王老汉,租李大户十亩地,地租两斗/亩,代收税银三斗/亩,合计五斗/亩,远超朝廷规定。”
孙福在一旁扯了扯他的袖子,压低声音:“林书吏,李大户是南乡有名的缙绅,周县丞都让着他三分……”
林砚没理会,继续追问:“除了张家庄,其他村也是这样吗?”
王老汉点头:“李大户管着南乡五个村,都这么收。说是帮县衙催税,其实……”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腰都直不起,“其实是把减税的三成吞了,又加了两成当好处费……”
正说着,里正带着两个差役来了。他穿着崭新的青布衫,手里摇着折扇,看见林砚,脸上堆起笑:“林文书怎么有空来张家庄?”
林砚把租契和小本往他面前一亮:“里正可知李大户重复征税?”
里正的笑容僵在脸上,折扇“啪”地合拢:“林文书说笑了,李大户是替县衙分忧,哪来的重复征税?”他指着告示上的朱印,“朝廷减免三成,李大户体恤佃农,把剩下的七成分作地租和税银,这是惯例!”
“惯例?”林砚冷笑,“按朝廷律例,税银该由县衙直接征收,何时轮到乡绅代收?”他翻开《赋役全书》,手指划过“严禁乡绅代征赋税”的条文,“你可知这是违法?”
里正的脸涨得通红,却还硬撑着:“林文书新来的不懂,南乡地广人稀,历来都是乡绅协助收税,周县丞也默许的!”
林砚不再争辩,只是在小本上重重写下“里正包庇李大户,称代收税银为惯例”,旁边画了个大大的感叹号。他知道,这不是张家庄一个村的事,而是整个南乡的毒瘤。
回县衙的路上,牛车碾过被晒化的柏油,发出黏腻的声响。孙福看着林砚阴沉的脸色,忍不住劝道:“林书吏,这水太深,咱粮秣房管不了……”
“管不了也要管。”林砚攥着小本,指甲在封皮上掐出了月牙形的凹痕,“朝廷的税银被乡绅吞了,佃农被逼得卖儿卖女,这账,总得有人记!”
当晚,林砚在粮秣房加班,把南乡五村的粮账重新核对了一遍。张家庄应缴粮三十石,实缴二十石,差额十石;李家庄应缴五十石,实缴三十石,差额二十石……这些差额,都被记在“杂支”栏里,成了乡绅们的分润。
“林文书还在忙?”周县丞端着茶进来,茶汤里浮着两片蔫了的茶叶,“听说你今天去张家庄了?”
林砚点头,把南乡的粮账推过去:“周大人,南乡五村的税银被李大户私吞了三成,还加收两成好处费,这是证据。”
周县丞翻着账册,眉头越皱越紧:“林砚,你可知李大户是谁?他是知府大人的表亲!”他放下茶盏,“这种事,前任县丞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又何必……”
“周大人,”林砚打断他,“朝廷减免三成赋税,是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不是给乡绅中饱私囊的!”他从怀里掏出小本,“我查了三年的税银账,李大户名下的‘杂支’累计有五百两,这足够赈济二十个张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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