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漫过村后的山头，陈建国就推着家里那辆叮当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来了。车后座绑着两个竹编大筐，筐沿用粗麻绳加固，他还特意在筐底铺了层旧棉絮——陈默说，这样能减少苹果运输时的磕碰。陈默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手里拎着一杆老旧的杆秤，快步跟在父亲身后，书包里除了高考复习资料，还装着一张他连夜画的“村后山苹果园分布图”。
“阿默，要不你还是去学校吧？收购的事我跟你李叔一起弄就行。”陈建国看着儿子眼底淡淡的青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昨晚陈默不仅帮他规划收购路线，还熬夜整理了复习笔记，直到后半夜灯还亮着。
“爸，今天周六，学校只上半天课，我跟你收完东边那片果园再去也不迟。”陈默拍了拍书包，“再说，我还得跟乡亲们说清楚收购价格和后续销路，他们才愿意把苹果卖给咱们。”
父子俩刚走到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就被几个挎着菜篮的村民围住了。打头的是村东头的王大爷，他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烟袋锅，眯着眼睛打量自行车上的竹筐：“建国，你这是要干啥？听秀兰说，你不做大蒜生意了？”
“王叔，不做了，风险太大。”陈建国挠了挠头，看向身边的陈默。陈默立刻上前一步，笑着解释：“王叔，我们打算收点村后的苹果。今年苹果收成好，可没人来收，都快烂在树上了。我们按两毛钱一斤收，等县里果品站开始收的时候，再卖给他们，赚点差价补贴家用。”
“两毛钱一斤？”旁边的李婶立刻皱起了眉，“去年镇上的贩子来收，才给一毛五，你咋给这么高？不会是有啥猫腻吧？”
这话一出，周围的村民都议论起来。有人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有人担心“收了苹果卖不出去，到时候赖账”，还有人劝陈建国“还是踏实种地好，别折腾这些虚的”。陈默早料到会有这样的质疑，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是他根据1997年档案记忆整理的“县果品站历年苹果收购价”，虽然是手写的，但数字清晰、年份明确。
“乡亲们，大家看这张纸。”陈默把纸递到王大爷手里，“这是近五年县果品站的苹果收购价，最低的一年是一毛八，最高的一年到了四毛二。今年县里要跟外贸公司合作出口苹果，收购价肯定不会低，保守估计也得四毛钱一斤。我们按两毛钱收，一是为了帮大家减少损失，二是我们也能赚点辛苦钱，绝对不会赖账。”
王大爷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传给身边的村民。李婶凑过去瞅了瞅，嘟囔道：“这纸上的数字准吗？你一个学生娃，咋知道这么多？”
“李婶，我是听我们班主任说的。”陈默早就想好了说辞，“我们班主任的爱人在县果品站上班，上周开家长会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说，让家里有种苹果的同学多留意，今年出口需求大，收购价会涨。”
这话半真半假，却让村民们的疑虑消了大半。王大爷磕了磕烟袋锅，率先开口：“行，我信你这娃一次！我家后坡有半亩苹果园，估计能收个两百来斤，你们现在就去摘？”
“去！现在就去！”陈建国立刻来了精神，推着自行车就往王大爷家的果园走。有了王大爷带头，其他村民也纷纷响应——张婶说家里有一百五十斤，刘叔说能凑三百斤，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七八户村民定下了收购量。
陈默跟着父亲在果园里忙到中午。他负责过秤、记账，陈建国则帮着村民摘苹果、装筐。太阳升到头顶时，两个竹筐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杆秤的指针一次次指向“五十斤”“六十斤”。陈默的额头上满是汗水，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手指被苹果的枝叶划了几道小口子，却丝毫没觉得累。他看着筐里红彤彤的苹果，心里盘算着：按两毛钱一斤收，四毛钱一斤卖，这一筐就能赚十块钱，两筐就是二十块，要是能收上一千斤，就能赚两百块——这在1997年，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阿默，快别忙了，赶紧去学校吧，别耽误了上课。”陈建国把最后一个苹果小心翼翼地放进筐里，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中午在学校食堂买点吃的，别饿着。”
陈默接过钱，指尖触到父亲掌心的老茧，心里一阵发酸。他把记账本交给父亲，又叮嘱道：“爸，下午收苹果的时候，记得把坏果挑出来，单独放一个筐里，到时候可以便宜点卖给镇上的罐头厂。还有，收完记得跟乡亲们说，等我们把苹果卖给果品站，立马就给他们结账。”
“知道了，你放心去学校吧。”陈建国挥了挥手，推着自行车往村西头的李叔家去了。
陈默背着书包往镇上的高中赶。路上要经过一条两里地的土路，雨后的路面坑坑洼洼，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上午收了八百多斤苹果，按两毛钱一斤算，需要十六块钱的收购款，家里现在只有十块钱的积蓄，还差六块钱。下午父亲还要收两百多斤，又得加四十多块，总共需要六十多块，这笔钱该从哪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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