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漫过村后的山头,陈建国就推着家里那辆叮当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来了。车后座绑着两个竹编大筐,筐沿用粗麻绳加固,他还特意在筐底铺了层旧棉絮——陈默说,这样能减少苹果运输时的磕碰。陈默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手里拎着一杆老旧的杆秤,快步跟在父亲身后,书包里除了高考复习资料,还装着一张他连夜画的“村后山苹果园分布图”。
“阿默,要不你还是去学校吧?收购的事我跟你李叔一起弄就行。”陈建国看着儿子眼底淡淡的青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昨晚陈默不仅帮他规划收购路线,还熬夜整理了复习笔记,直到后半夜灯还亮着。
“爸,今天周六,学校只上半天课,我跟你收完东边那片果园再去也不迟。”陈默拍了拍书包,“再说,我还得跟乡亲们说清楚收购价格和后续销路,他们才愿意把苹果卖给咱们。”
父子俩刚走到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就被几个挎着菜篮的村民围住了。打头的是村东头的王大爷,他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烟袋锅,眯着眼睛打量自行车上的竹筐:“建国,你这是要干啥?听秀兰说,你不做大蒜生意了?”
“王叔,不做了,风险太大。”陈建国挠了挠头,看向身边的陈默。陈默立刻上前一步,笑着解释:“王叔,我们打算收点村后的苹果。今年苹果收成好,可没人来收,都快烂在树上了。我们按两毛钱一斤收,等县里果品站开始收的时候,再卖给他们,赚点差价补贴家用。”
“两毛钱一斤?”旁边的李婶立刻皱起了眉,“去年镇上的贩子来收,才给一毛五,你咋给这么高?不会是有啥猫腻吧?”
这话一出,周围的村民都议论起来。有人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有人担心“收了苹果卖不出去,到时候赖账”,还有人劝陈建国“还是踏实种地好,别折腾这些虚的”。陈默早料到会有这样的质疑,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是他根据1997年档案记忆整理的“县果品站历年苹果收购价”,虽然是手写的,但数字清晰、年份明确。
“乡亲们,大家看这张纸。”陈默把纸递到王大爷手里,“这是近五年县果品站的苹果收购价,最低的一年是一毛八,最高的一年到了四毛二。今年县里要跟外贸公司合作出口苹果,收购价肯定不会低,保守估计也得四毛钱一斤。我们按两毛钱收,一是为了帮大家减少损失,二是我们也能赚点辛苦钱,绝对不会赖账。”
王大爷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传给身边的村民。李婶凑过去瞅了瞅,嘟囔道:“这纸上的数字准吗?你一个学生娃,咋知道这么多?”
“李婶,我是听我们班主任说的。”陈默早就想好了说辞,“我们班主任的爱人在县果品站上班,上周开家长会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说,让家里有种苹果的同学多留意,今年出口需求大,收购价会涨。”
这话半真半假,却让村民们的疑虑消了大半。王大爷磕了磕烟袋锅,率先开口:“行,我信你这娃一次!我家后坡有半亩苹果园,估计能收个两百来斤,你们现在就去摘?”
“去!现在就去!”陈建国立刻来了精神,推着自行车就往王大爷家的果园走。有了王大爷带头,其他村民也纷纷响应——张婶说家里有一百五十斤,刘叔说能凑三百斤,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七八户村民定下了收购量。
陈默跟着父亲在果园里忙到中午。他负责过秤、记账,陈建国则帮着村民摘苹果、装筐。太阳升到头顶时,两个竹筐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杆秤的指针一次次指向“五十斤”“六十斤”。陈默的额头上满是汗水,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手指被苹果的枝叶划了几道小口子,却丝毫没觉得累。他看着筐里红彤彤的苹果,心里盘算着:按两毛钱一斤收,四毛钱一斤卖,这一筐就能赚十块钱,两筐就是二十块,要是能收上一千斤,就能赚两百块——这在1997年,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阿默,快别忙了,赶紧去学校吧,别耽误了上课。”陈建国把最后一个苹果小心翼翼地放进筐里,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中午在学校食堂买点吃的,别饿着。”
陈默接过钱,指尖触到父亲掌心的老茧,心里一阵发酸。他把记账本交给父亲,又叮嘱道:“爸,下午收苹果的时候,记得把坏果挑出来,单独放一个筐里,到时候可以便宜点卖给镇上的罐头厂。还有,收完记得跟乡亲们说,等我们把苹果卖给果品站,立马就给他们结账。”
“知道了,你放心去学校吧。”陈建国挥了挥手,推着自行车往村西头的李叔家去了。
陈默背着书包往镇上的高中赶。路上要经过一条两里地的土路,雨后的路面坑坑洼洼,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上午收了八百多斤苹果,按两毛钱一斤算,需要十六块钱的收购款,家里现在只有十块钱的积蓄,还差六块钱。下午父亲还要收两百多斤,又得加四十多块,总共需要六十多块,这笔钱该从哪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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