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还没亮。我趁着朝会还没开始，再次去了张居正的府中。
书房里灯还亮着，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坐在案后，面前摊着一堆文书，手里的笔还没放下。
那身官袍皱得跟腌过似的，头发倒是梳得一丝不苟，就是眼底那两团青黑，比昨儿晚上又深了一圈。
“叔大，你一宿都没睡呀？”
他抬起头，那双眼睛在烛光里亮得惊人，像是两团烧了半辈子的火，终于找到可以燎原的方向。
“生前何须久睡？”他说，“此正我辈建功立业之时。”
我噎了一下。
行，您是卷王，您说了算。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推过一张纸，上面是他刚才写的几条：
“立限责事，以事责人，务责实效。”
“六部各置三簿：一留底，一送六科，一送内阁。”
“月有考，岁有稽，违者参奏。”
我盯着这几条，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这不就是高胡子之前搞得考成法吗？
不过当年高拱没搞透。高胡子的毛病是急，恨不得一天之内把所有人换一遍，结果得罪的人太多，把自己搞下去了。
可张居正的搞法不一样。他不是换人，是管人。
让每个衙门都立账簿，每件事都定期限，办完一件注销一件，办不完的——扣俸、降级、革职。
这套东西要是真推下去，那些混日子的官员，那些光拿钱不干事的蠹虫，全得现原形。
“好。”我把纸推回去，“清丈也得接着干。”
他点点头，又抽出一张纸：“江南那边，子坚来信了。田已经量到第三府，查出隐田两万三千亩。”
“两万三千亩！”我差点站起来，“这些王八蛋，藏了多少？”
“这只是开始。”张居正目光灼灼，“江南查完，查中原，中原查完，查西北。全国的田，都得量一遍。”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量田不是为了看谁家地多，是为了收税。
那些豪强大户，仗着权势瞒田逃税，把负担都转嫁给小民。国家收不上税，边防没钱，官员发不出俸禄，最后全烂在锅里。
量清楚了，按亩征税，谁也逃不掉。
“赋税改革也势在必行。”我看着他，“现在各地税目太多，有夏税、秋粮、盐钞、茶课、鱼课……老百姓交都不知道交给谁。”
他眼睛一亮：“你有想法？”
“我在地方上干过。”我说，“老百姓最怕的不是交税，是不知道要交多少。
今天来个衙役说要交这个，明天来个书吏说要交那个，交了还没凭据，过几天又来要一遍。”
“所以？”
“所以得合起来。”我指着桌上的纸，“把所有乱七八糟的税目，并成一道。按田亩算，按人头摊，一次交清，永不再派。”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朗声笑了，像是终于棋逢对手的痛快。
“瑾瑜，”他说，“你这想法，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他从案头抽出一张纸，上面是他刚写的几个字——“一条鞭法”。
“役与赋合并，实物变货币，集中一次征收。”他一条条念出来，“瑾瑜，你这个‘在地方上干过’，比多少翰林读十年书都管用。”
我揶揄道:“张阁老过奖。不过，你也得注意身体啊，成宿成宿地熬可不行。您这黑眼圈，都快赶上熊猫了。”
他愣了一下：“熊猫是何物？”
“呃……”我打了个哈哈，“蜀地的一种野兽，眼圈是黑的。不重要，您继续。”
心里却想：你这个卷王，谁家学生摊上你这么个老师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可是，谁家皇上摊上你这么个臣子，那可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从张府出来，天已经蒙蒙亮。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往都察院走。
我知道，这些方案一旦实施，那就是捅了马蜂窝。
果然，命令下达的第一天，我的都察院先炸了锅。
“李大人，这考成法不能这么搞！”
御史钱岱把公文往我桌上一拍，脸涨得通红，“月有考，岁有稽？六科直接受内阁考核？那还要我们言官做什么？”
我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没说话。
“立限责事？以事责人？”另一个御史孙琮凑上来，“总宪，您也是御史出身，您说说，这不等于是让内阁骑在我们头上吗？”
“就是就是！”旁边几个年轻的御史跟着起哄，“高胡子在的时候也没这么横啊！”
我放下茶盏，扫了一圈。
都察院正堂里，乌压压站了十几号人。有老的，有小的，有激动的，有假装激动的。
这帮人，平时弹劾这个弹劾那个，恨不得天天参人。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考核了，一个个跳得比谁都高。
“说完了？”我问。
他们愣了一下，没敢接话。
我站起来，走到钱岱面前，看着他的眼睛：
“钱御史，你去年上了几道弹章？”
他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支吾了一下：“十……十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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