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涵领命之后，靖安司这部庞大的机器，立刻以最高效率悄然运转起来。这个由朱常沅授意建立、直属于监国夫妻的秘密机构，经过数年经营，其触角早已渗透到永历政权控制的各个角落。它不同于前明的厂卫那般张扬酷烈，却更加精细、隐蔽，注重证据与情报分析。
一场无声的风暴在官场的表层之下酝酿。沐涵亲自制定了周密的调查方案，动用了数条互不统属的暗线。一批精干人员，凭借伪造的履历和精心准备的身份，以书吏、账房、幕僚、甚至仆役等角色，悄无声息地潜入各个要害部门，从六部堂官到地方州县衙门，无所不包。他们的任务并非抓捕或审讯，而是最基础的“观察”与“记录”：记录每日点卯人数与实际办公人数之差；记录公文流转的每一个环节及耗时；记录官员们是埋首案牍，还是品茗清谈，亦或是缺席溜号；记录衙门的日常开支与实效产出；甚至，记录茶余饭后、酒楼妓馆中的闲谈碎语，从中拼凑出官员的真实生态与人际网络。
另一批人，则化身成商贾、游学士子、走方郎中等，深入市井乡村，探听民间对本地父母官的真实评价：是否贪酷？是否昏庸？诉讼是否公正？赋税是否合理？这些来自底层的呼声，往往比官场上的考评更为真实残酷。
数月之间，一份份用密写药水书写、或隐藏在账本、家书中的情报，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汇入武昌城中一处不起眼的宅院——靖安司的总部。那里，有沐涵亲自挑选的文卷高手，负责解码、归类、核对、分析。最终，所有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被整理成一套系统、详尽的档案，并撰写成一份沉甸甸的《官场冗弊调查密疏》。
当沐涵将这份墨迹未干的密疏呈送到朱常沅的案头时，即便是早有心理准备，朱常沅依然被其中的内容震撼得久久无言。疏中所陈，触目惊心：
——机构臃肿超编惊人。如宗人府，定额不过数十，实际员额竟超两百，多为勋戚子弟挂名，领取干饷，实则终日无所事事，衙门形同虚设。光禄寺、太常寺等礼仪机构，亦是人浮于事，开支浩大。
——行政效率极其低下。一份寻常的兵饷请拨文书，从州县到府道，再至布政使司、兵部、户部，乃至最终核准下发，竟需辗转盖印百余枚，耗时常达两三月之久。一件简单的民间田土纠纷，可因州县、府道层层推诿，拖延数年不得决。
——官员素质参差不齐。大量官员凭借恩荫、捐纳或关系上位，不通实务。有知县不知如何勘验灾情，有户部官员看不懂鱼鳞图册，有工部主事对工程营造一窍不通，却高谈阔论，指挥方遒。
——风气败坏，结党营私。各级官员以同乡、同年、座师门生等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相互包庇，攻讦异己。政务决策，往往不是出于公心，而是权衡各方势力得失。
“好一个‘太平盛世’下的蠹虫窟！”朱常沅合上密疏，胸口剧烈起伏，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直冲顶门。这比听到前线败绩更让他感到痛心和耻辱。前线将士在浴血拼杀，后方却被这样一群蛀虫掏空根基！
然而，愤怒之后，是极度的冷静。朱常沅深知，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积弊，单凭一时之怒，盲目裁撤，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整个官僚系统的剧烈反弹，甚至导致政权崩溃。必须谋定而后动，要有完善的策略和坚定的执行力。
他并未立即在朝会上发作，而是进行了一次极为隐秘的布局。三日后的一个深夜，行宫最深处一间守卫森严、隔绝内外的偏殿内，烛火通明，仅有数人参与的秘密会议在此举行。与会者除了朱常沅和沐涵，只有三位他深思熟虑后选定的核心人物：总督天下兵马的李元胤；新任户部侍郎、以干练务实着称的原广西能吏严起恒；以及都察院那位以刚直不阿、铁面无私闻名的左副都御史袁彭年。此三人，分别代表了军队、务实官僚和监察体系，是推行改革所能倚仗的核心力量。
殿内气氛凝重，空气中弥漫着檀香和一丝紧张。朱常沅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将那份密疏的主要结论告知众人（略去了具体人名和情报来源细节）。三人听罢，无不色变，既惊骇于官场腐败臃肿至此，也感受到了监国欲行雷霆手段的决心。
李元胤率先开口，声如洪钟，带着军人特有的耿直与杀气：“监国！末将是个粗人，不懂那么多弯弯绕！只知军中不养闲兵，更容不下废物！依末将看，对付这些蛀虫，就当如军中点卯操练一般，立下硬规矩，能者上，庸者下！设立一个考功司，派可靠之人，按季度、按年份考核所有官员！干得好的，升官赏银！干得差的，混日子的，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杖责，第三次直接革职拿问！谁敢阳奉阴违，聚众抗命，就如同处置临阵脱逃的逃兵，军法从事，绝不姑息！”他的拳头重重砸在案几上，震得茶盏作响。这番话虽显粗糙，却道出了整肃吏治最核心的要素——必须要有严苛的法度与强大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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