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的春夏之交,南京城。秦淮河的流水载着落日的余晖,也载着这座古老帝都渐渐恢复的生机。市井的喧嚣取代了战时的死寂,码头重新变得繁忙,商铺的招牌在秋风中轻轻摇晃。尽管城墙上的弹痕依旧触目惊心,尽管许多街巷仍可见焚毁的废墟,但一种顽强的、名为“希望”的力量,正在这座城市,乃至整个永历政权控制下的江南大地悄然滋生。
这变化的根源,源于监国朱常沅入驻南京后,雷厉风行却又审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近半年的苦心经营,如同春雨润物,开始结出初步的果实。这一日,朱常沅在行在便殿,陆续听取了户部、兵部、吏部及靖安司的述职,一幅关于政权新生的图景逐渐清晰起来。
户部尚书严起恒眉宇间虽然仍带着疲惫,但语气中已透出几分如释重负的轻快:“托监国洪福,将士用命,去岁至今推行之新政,已初见成效。”他手持账册,一一奏报:
“财务方面,盐政革新最为显着。两淮盐场已大部恢复生产,新颁‘盐引法’,革除积弊,引商直达,减少盘剥,至今已收盐税课银四十五万两,预估明年可逾百万,已成朝廷岁入一大支柱。市舶司于宁波、上海重启,海禁稍弛,南洋、倭国商船渐至,关税虽初开,已入账十余万两。漕粮虽因缲免及战乱影响,苏松湖嘉等府实征不及旧额十一,然亦解送粮米四十万石入库,暂缓饥荒。加之整顿矿课、茶马等杂税,如今太仓岁入,已可勉强支撑朝廷日常及侍卫亲军、水师之饷需,虽仍拮据,然已非去岁捉襟见肘之窘境。”
朱常沅微微颔首,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知道,这数字远未恢复明朝全盛时期江南的财力,但至少让政权摆脱了即刻崩溃的财政危机。
兵部尚书万元吉(代表兵部)接着奏报,语气带着武将的铿锵:“军事上,成效尤为显着。其一,侍卫亲军万二千人已成军,俱是百战精锐与良家子中精选,甲械精良,操练刻苦,士气高昂。周谌将军治军有方,如今已堪一战,成为行在可靠屏藩。其二,水师经周瑞提督整顿,新增、修缮战船百余艘,控制长江下游,贯通漕运,威震沿海,虏酋不敢正视。其三,各镇边防军经汰弱留强,核定员额,老弱转为屯田,战力反有提升。目前,我朝直辖能战之兵,约二十八万,部署于长江沿岸及浙北要地,防线渐固。”
这无疑是定心丸。一支直接效忠中央的精锐和一支强大的水师,是政权生存的基石。
吏科给事中(代表吏部考核)的奏报则更侧重于民生与吏治:“地方治理,亦有起色。监国‘缲免钱粮’之仁政,江南百姓额手称庆,流民渐次归乡。去岁冬及今春,各地官府组织修复塘陂、疏浚河道,发放粮种、耕牛,春耕得以顺利进行,秋收在望,民心渐安。靖安司监察各地,官场风气为之一新,贪墨、推诿之情弊较前大减,行政效率提高。尤其《永历考成法》 推行后,官员皆知勤勉务实方可晋升,空谈之风稍敛。”
沐涵也补充道:“靖安司细作回报,新复州县,士绅百姓,初时犹疑,今见王师军纪严明,官员亦多实心任事,渐释疑虑,民间于监国颇多称颂。江南文风鼎盛,近日亦有士子作诗赋歌颂中兴气象者。”
听着这一项项奏报,朱常沅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舒缓。这半年的呕心沥血,宵衣旰食,总算没有白费。经济上站稳了脚跟,军事上强化了核心,吏治上整顿了风气,民生上得到了喘息。一个政权雏形,已然具备。这便是“中兴气象” ,是黑暗中劈开的第一缕曙光。
然而,无论是朱常沅,还是李元胤、沐涵、严起恒等核心重臣,都清醒地知道,这“气象”之下,潜藏着巨大的隐忧与挑战。喜悦只是短暂的,更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隐忧一:财政基础依然脆弱。 严起恒直言不讳:“监国,现今岁入,仅能维持,且多赖盐课、市舶等非常项。江南赋税大宗——田赋,因缲免及战乱,恢复缓慢。一旦有大规模战事,或天灾频仍,国库顷刻便空。且各地镇军饷银,仍时常拖欠,将士虽有忠义,然长久不免怨望。”
隐忧二:新旧势力整合远未完成。 沐涵低声道:“归附官员、士绅,其心难测。军中,元勋宿将与新附将领之间,亦存芥蒂。近日闻报,浙江焦琏将军麾下,与地方士绅往来过密,虽为筹措军饷,然……恐非长久之策。” 这话点到即止,却暗指“强枝弱干”的风险仍在。
隐忧三:外部威胁丝毫未减。 李元胤沉声道:“虏廷虽新败,然根基犹在。近日探马回报,清酋多尔衮正在北方大肆调兵遣将,恐有报复之举。西南孙可望、李定国等,态度暧昧。郑成功郡王虽与我交好,然其志在东南。天下大势,仍是危如累卵。”
隐忧四:土地问题悬而未决。 朱常沅想起沐涵此前呈上的《荆襄垦政疏》,那试图触碰最根本问题的方案,因阻力巨大,至今仍在激烈争论中,未能推行。无地流民、土地兼并,这个导致前明覆亡的痼疾,依然是永历政权脚下最危险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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