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七年五月初，南京城的暑气已初现端倪，然文华殿内却因一场关乎国本根基的激烈廷议，气氛凝重如三九寒冬。殿中冰鉴散发着丝丝凉意，却丝毫驱不散弥漫在重臣间的灼热与凝重。
监国朱常沅端坐御案之后，目光缓缓扫过殿下诸臣——镇粤公李元胤、度支使沈廷扬、户部尚书万元吉、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应华、以及新近被擢入中枢参与机务的兵部右侍郎 陈邦彦、礼科给事中 刘湘客 等人。每个人的神色都异常严肃，因为今日所议，是比筹措军饷、开辟海贸更为根本，也更为敏感棘手之事——度田清税。
御案之上，摊开着数本颜色陈旧的黄册，边角卷曲，墨迹斑驳，乃是万历年间南直隶部分州县的鱼鳞图册副本。与之并置的，则是度支司与靖安司耗时数月暗中查访、汇总的《各直省田亩人口隐漏大略》。
朱常沅没有让沈廷扬先开口，而是亲自拿起那份密报，声音沉稳却带着千钧之力：“诸卿，去岁岁入，银二百四十余万两，粮三百二十万石。听着不少。然湖广前线八万将士，云南晋王六万精兵，江西闽浙五万戍卒，两广、禁卫加守卫近六万兵马……合计二十余万大军，年需饷银三百余万两，粮米近二百万石。这还不算百官俸禄、河工城防、赈济抚恤。为何寅吃卯粮，左支右绌？除了疆土蹙缩，虏患未平，根源何在？”
他顿了顿，目光如电，射向那本万历旧册：“根源就在于，这册子上登记的钱粮丁口，与今日实际情况，早已是天差地远！册上有田，地上无主；册上无丁，民间有口；富者田连阡陌而赋轻，贫者地无立锥而役重！此等情弊，非止一地，乃天下通病！去岁能征得那些钱粮，已是沈卿等人竭力催科，近乎竭泽而渔之果。然泽已近涸，再欲取之，必将激起民变，动摇国本！”
殿中一片沉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知道监国所言是实，但“度田清税”四字，在明末乃至南明，几乎是所有有识之士心知肚明却又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忌。一旦推行，必将触动无数士绅豪强、甚至功勋将吏的切身利益，稍有不慎，便是朝野动荡，内外交攻。
“监国明鉴万里！”沈廷扬率先出列，声音因激动而微颤，“臣执掌度支，深知其中弊病。去岁征收，便遭遇重重阻碍。应天府 溧阳县，黄册载田五十万亩，实征不及三十万亩之赋；常州府 无锡县，豪绅寄田、诡寄、飞洒之弊触目惊心，一县之内，投献于东林 故宦、复社 名士门下以避赋役之田，何止万顷！浙江 绍兴、宁波，江西 南昌、吉安，福建 福州、泉州，乃至广东 广州、潮州，莫不如此！更有甚者，” 他拿起那份密报，“靖安司 暗查，南直隶 及浙江 北部膏腴之地，隐漏丁口恐达实际三成以上！富户蓄奴数百而不入丁册，贫民流亡载道而仍科旧税。长此以往，不待虏至，我朝自溃！”
这番话说得极为尖锐，直指东南士绅聚集之地，尤其是“东林故宦”、“复社名士”等字眼，让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应华（江南士人代表）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沈大人此言，未免危言耸听，亦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之嫌。”王应华出列，肃容道，“东南士绅，乃国家栋梁，文明所系。多年战乱，户口流移，田亩荒芜，册籍紊乱，乃势所必然，岂可尽归于‘隐漏’、‘诡寄’？且清丈田亩，核实丁口，工程浩大，非一朝一夕可成。如今虏患方炽，正需上下同心，共御外侮。若骤然行此大事，惊扰地方，牵动人心，恐非其时。一旦激起民变，或使士绅离心，岂非自毁长城？”
“王总宪（都察院左都御史别称）所言，老成持重。” 兵部右侍郎陈邦彦 接口，他虽非东南籍，但素以稳重着称，“然沈尚书之忧，亦非无的放矢。国用匮乏，确是实情。以臣之见，不若先行温和之法。可下诏鼓励自首隐田隐丁，限期报出者，免其以往逃税之罪，并轻定税额。而对新垦荒地，给予数年免赋之优，鼓励归耕。如此，或可渐次厘清，不致动荡。”
礼科给事中刘湘客 则道：“清丈田亩，核实丁口，固是理财正道。然需得人，需立法，更需顺势。当此国家多事之秋，首要在于稳。可先择一二府县为试点，委派清正强干之员，详定章程，徐徐图之。若行之有效，再推而广之。若仓促遍行天下，官吏良莠不齐，法令朝令夕改，必生无数弊端，徒增纷扰，于国帑无补，反失民心。”
反对者理由充分：时机不对（战事未息），可能生乱（民变、士绅离心），操作困难（工程浩大，需人需时）。支持者如沈廷扬、万元吉等，则坚持财政已到崩溃边缘，非改革无以图存。
李元胤一直沉默倾听，此刻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殿中的议论：“监国，诸位。元胤久在行伍，于钱谷之事本非所长。然有一事，甚为明了。” 他目光扫过众人，“军中无粮，军心必散；军饷不足，士卒必溃。湖广、淮北前线将士，何以用命？非仅凭忠义，实因去岁监国竭力筹措，勉强发出了部分欠饷，今春又有南洋米粮接济。然此非长久之计。倘若国库依旧空虚，明年、后年，又当如何？届时，恐怕无需虏酋来攻，我军自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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