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七年六月,盛夏的南京溽热难当,而文华殿内的气氛,比窗外的蝉鸣更为焦灼。距离《度田清税诏》颁布不过月余,来自各试点及非试点地区的奏报、密信已如雪片般飞至监国行在。朱常沅面前的紫檀木长案上,堆积的文书比半月前又高了一尺,每一份都透着两个字:艰难。
“念。”监国朱常沅面色沉静,对侍立一旁的司礼监随堂太监吩咐道。他手中把玩着一方温润的田黄石镇纸,指节微微发白。殿下,镇粤公李元胤、度支使沈廷扬、户部尚书万元吉、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应华、兵部右侍郎陈邦彦、礼科给事中刘湘客 等重臣肃立,人人神色凝重。
随堂太监展开第一份奏报,声音在寂静的殿中格外清晰:“臣,钦命总督江西南昌等处度田清税事、户部右侍郎蒋臣谨奏:臣自五月二十日抵南昌,即遵诏会同地方,宣谕设柜,许民自首隐田隐丁。然月余以来,自首者寥寥,观望者甚众。臣查旧档,访乡里,所遇阻碍,实出意料。”
太监顿了顿,继续念道:“其一,诡寄、投献、飞洒、寄庄等弊,盘根错节。南昌附郭南昌、新建二县,膏腴之地,田契所书业户,多系已故官员、绝嗣宗室、前朝勋贵之名,实则尽为地方豪绅、致仕乡宦所隐占。手法巧妙,年深日久,非深究难以厘清。有生员熊开元者,名下竟有寄庄田三千余亩,遍布四乡,而自居不过中人之产。臣欲传询,其以‘潜心举业,不问庶务’推诿,且有多名同科举子、乡绅联名具保,地方有司颇感棘手。”
“其二,军田、屯田与民田混淆不清。南昌卫、赣州卫等卫所军田,历年侵夺民田,或民田为避役投献军户,界限早已模糊。更有金声桓、王得仁旧部将士,于收复江西时占耕无主之田,其田亩数目、坐落,从未清丈入册。臣稍加询查,即有数员千总、把总登门质问,言其田乃‘血战所得’,‘朝廷岂欲夺功臣之产’?气势汹汹,府县官员多不敢深究。”
“其三,胥吏乡宦,上下其手。各县户房书吏、粮长、里老,多与地方豪强勾连,旧册早已篡改涂销。臣命重造鱼鳞册,需重新丈量,然弓手、算手皆为其旧人,或怠工拖延,或暗中舞弊,所丈结果常与旧册不符,却又难以抓住实据。新建县一户房典吏,竟对臣属官言:‘清丈不难,然无三年五载,难竟全功。恐田未清,而虏已至矣。’ 其意昭然。”
“其四,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市井传言,朝廷度田为虚,加赋 是实;清丁之后,必重派徭役。更有甚者,谣传自首之田,将尽数没官。致使小民有少许隐田者,亦不敢自首。近日,城外已有乡民聚议,欲阻挠丈量……”
蒋臣的奏报,详细列举了在南昌遇到的四重阻力:士绅诡寄、军田混淆、胥吏掣肘、谣言惑众。
“下一份。”朱常沅声音平淡。
“臣,福建右布政使兼理延平等府度田清税事张肯堂谨奏:”太监换了一份奏疏,“延平府地瘠民贫,本非赋税重地。然镇闽将军尚之信 所部新附,安置于此,其田产处置,实为最大难关。尚部将佐、亲兵,多携家口,占耕无主荒地、甚或强占民田 者,所在多有。臣依诏令,移文镇闽将军府,命其自查所部占田,造册上报。然月余仅得敷衍回文,言‘部众初定,田亩琐事,容后细查’,并无实际动作。其麾下将领,如齐国栋 等,对臣所遣丈量人员,或闭门不纳,或虚与委蛇。更有其部卒,于丈量时持械围观,口出恶言,致使量田之事,在延平府城外三里即难以推行。”
“此外,延平山多田少,隐田 之弊虽不如江西,然隐匿丁口 尤甚。疍户、畲民 及各地逃入之流民,不入版籍者众多。彼等租种豪强、军将之地,生活困苦,若强行编户,恐激起变乱。而地方士绅,亦多荫庇佃户、奴仆,以避丁银。清查丁口,较之清丈田亩,更为敏感,稍有不慎,恐生民变。”
张肯堂的奏报,重点突出了新附军阀势力的抵制 以及特殊人口的清查困境。
“臣,广东按察副使兼理潮州等处度田清税事郭之奇惶恐叩奏:”第三份奏报的语气更为焦虑,“潮州之弊,又与南昌、延平不同。此地宗族势力庞大,海贸豪商云集,其周旋抗拒之法,更为绵密 而难缠。”
“大宗族 如海阳林氏、潮阳陈氏、揭阳郑氏 等,皆聚族而居,控制乡里。其族田、祭田、学田数量巨大,且多以宗族公产 名义,分散于各房子孙名下,或寄于义庄、祠堂,难以厘清实际归属与数目。臣甫至潮州,诸大族轮流设宴相请,席间以‘保全桑梓’、‘勿伤和气’为辞,暗示若执意清丈,恐族人生变。有林氏族长 直言:‘潮州安危,系于大宗。朝廷欲得潮州之助,当先得潮州之心。’”
“海商豪富,则多以海贸所得,购置田产,然多记于仆役、亲戚名下,或通过澳门 葡人、福建 郑氏等渠道,转移田契、银钱,踪迹难寻。彼等消息灵通,与广州、厦门 乃至海外 联络紧密。臣稍露清查之意,即有商人重金贿赂 属下,或扬言将资本北迁,影响市舶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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