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七年六月，盛夏的南京溽热难当，而文华殿内的气氛，比窗外的蝉鸣更为焦灼。距离《度田清税诏》颁布不过月余，来自各试点及非试点地区的奏报、密信已如雪片般飞至监国行在。朱常沅面前的紫檀木长案上，堆积的文书比半月前又高了一尺，每一份都透着两个字：艰难。
“念。”监国朱常沅面色沉静，对侍立一旁的司礼监随堂太监吩咐道。他手中把玩着一方温润的田黄石镇纸，指节微微发白。殿下，镇粤公李元胤、度支使沈廷扬、户部尚书万元吉、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应华、兵部右侍郎陈邦彦、礼科给事中刘湘客 等重臣肃立，人人神色凝重。
随堂太监展开第一份奏报，声音在寂静的殿中格外清晰：“臣，钦命总督江西南昌等处度田清税事、户部右侍郎蒋臣谨奏：臣自五月二十日抵南昌，即遵诏会同地方，宣谕设柜，许民自首隐田隐丁。然月余以来，自首者寥寥，观望者甚众。臣查旧档，访乡里，所遇阻碍，实出意料。”
太监顿了顿，继续念道：“其一，诡寄、投献、飞洒、寄庄等弊，盘根错节。南昌附郭南昌、新建二县，膏腴之地，田契所书业户，多系已故官员、绝嗣宗室、前朝勋贵之名，实则尽为地方豪绅、致仕乡宦所隐占。手法巧妙，年深日久，非深究难以厘清。有生员熊开元者，名下竟有寄庄田三千余亩，遍布四乡，而自居不过中人之产。臣欲传询，其以‘潜心举业，不问庶务’推诿，且有多名同科举子、乡绅联名具保，地方有司颇感棘手。”
“其二，军田、屯田与民田混淆不清。南昌卫、赣州卫等卫所军田，历年侵夺民田，或民田为避役投献军户，界限早已模糊。更有金声桓、王得仁旧部将士，于收复江西时占耕无主之田，其田亩数目、坐落，从未清丈入册。臣稍加询查，即有数员千总、把总登门质问，言其田乃‘血战所得’，‘朝廷岂欲夺功臣之产’？气势汹汹，府县官员多不敢深究。”
“其三，胥吏乡宦，上下其手。各县户房书吏、粮长、里老，多与地方豪强勾连，旧册早已篡改涂销。臣命重造鱼鳞册，需重新丈量，然弓手、算手皆为其旧人，或怠工拖延，或暗中舞弊，所丈结果常与旧册不符，却又难以抓住实据。新建县一户房典吏，竟对臣属官言：‘清丈不难，然无三年五载，难竟全功。恐田未清，而虏已至矣。’ 其意昭然。”
“其四，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市井传言，朝廷度田为虚，加赋 是实；清丁之后，必重派徭役。更有甚者，谣传自首之田，将尽数没官。致使小民有少许隐田者，亦不敢自首。近日，城外已有乡民聚议，欲阻挠丈量……”
蒋臣的奏报，详细列举了在南昌遇到的四重阻力：士绅诡寄、军田混淆、胥吏掣肘、谣言惑众。
“下一份。”朱常沅声音平淡。
“臣，福建右布政使兼理延平等府度田清税事张肯堂谨奏：”太监换了一份奏疏，“延平府地瘠民贫，本非赋税重地。然镇闽将军尚之信 所部新附，安置于此，其田产处置，实为最大难关。尚部将佐、亲兵，多携家口，占耕无主荒地、甚或强占民田 者，所在多有。臣依诏令，移文镇闽将军府，命其自查所部占田，造册上报。然月余仅得敷衍回文，言‘部众初定，田亩琐事，容后细查’，并无实际动作。其麾下将领，如齐国栋 等，对臣所遣丈量人员，或闭门不纳，或虚与委蛇。更有其部卒，于丈量时持械围观，口出恶言，致使量田之事，在延平府城外三里即难以推行。”
“此外，延平山多田少，隐田 之弊虽不如江西，然隐匿丁口 尤甚。疍户、畲民 及各地逃入之流民，不入版籍者众多。彼等租种豪强、军将之地，生活困苦，若强行编户，恐激起变乱。而地方士绅，亦多荫庇佃户、奴仆，以避丁银。清查丁口，较之清丈田亩，更为敏感，稍有不慎，恐生民变。”
张肯堂的奏报，重点突出了新附军阀势力的抵制 以及特殊人口的清查困境。
“臣，广东按察副使兼理潮州等处度田清税事郭之奇惶恐叩奏：”第三份奏报的语气更为焦虑，“潮州之弊，又与南昌、延平不同。此地宗族势力庞大，海贸豪商云集，其周旋抗拒之法，更为绵密 而难缠。”
“大宗族 如海阳林氏、潮阳陈氏、揭阳郑氏 等，皆聚族而居，控制乡里。其族田、祭田、学田数量巨大，且多以宗族公产 名义，分散于各房子孙名下，或寄于义庄、祠堂，难以厘清实际归属与数目。臣甫至潮州，诸大族轮流设宴相请，席间以‘保全桑梓’、‘勿伤和气’为辞，暗示若执意清丈，恐族人生变。有林氏族长 直言：‘潮州安危，系于大宗。朝廷欲得潮州之助，当先得潮州之心。’”
“海商豪富，则多以海贸所得，购置田产，然多记于仆役、亲戚名下，或通过澳门 葡人、福建 郑氏等渠道，转移田契、银钱，踪迹难寻。彼等消息灵通，与广州、厦门 乃至海外 联络紧密。臣稍露清查之意，即有商人重金贿赂 属下，或扬言将资本北迁，影响市舶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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