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着你与这位老吏，会同本钦差带来的户部专员，组成田契稽核组！不只要看李元礼那张天启新契，要把他家自购得此田以来，所有涉及田赋、徭役的记录全部调出比对！重点是，其田赋数额，与契载田亩等则是否相符？历年过割，有无跳档、诡奇？其家其他田产，与这张新契所涉田亩，在历年图册中，位置、四至可都能严丝合缝？ 记住，但凡官府文书，只要经手，必有痕迹，有痕迹，就可能露出马脚！”
陈邦彦这是要采取最笨拙，却也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用海量的、枯燥的、专业性极强的文书比对 和财务稽核，来对抗对方精心准备的“完美契据”和舆论攻势。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不受外界干扰的专业判断。
“至于陈阿四中毒案，”陈邦彦语气转冷，“刑事侦缉，由本钦差带来的刑部主事总责，你巡访所、宁波府、按察司派员协理。重新勘验现场（监狱），提审所有涉案狱卒、医役、乃至近期出入过大牢的可疑人员，扩大 曼陀罗来源的排查范围，不仅 在城内药铺，更要 查乡间郎中、走方贩子！告诉下面的人，但有所获，无论涉及何人，即刻来报！本钦差不信，在宁波这地面上，就真的能做到天衣无缝！”
一道道命令，清晰、冷静、有条不紊地从驿馆发出。陈邦彦没有急于召见地方大员，也没有对舆论做出任何直接回应，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看似枯燥繁琐的案牍工作和刑侦细节中。这种沉默而专注的姿态，反而让原本喧嚣的舆论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凝滞感。那些鼓噪“清丈不公”、“巡访偏袒”的声音，在钦差沉默而有力的行动面前，似乎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发力。
宁波士绅圈。
沈延赏的宅邸内，气氛不复之前的从容。数名参与草拟《清丈利弊刍议》的乡绅聚在一处，面色各异。
“陈邦彦这老狐狸，不接招啊！”一人烦躁道，“原以为他会急召府县，或出安抚告示，或雷霆镇压，总有个态度。他倒好，一头扎进陈年旧账里去了！又是调册，又是查赋，还要追查什么曼陀罗！这要查到何时？”
另一人忧心忡忡：“查账倒不怕，咱们的账目……早年或许有些疏漏，但经手的都是老人，该抹平的也早抹平了。怕只怕……他这么一板一眼地查，万一真从故纸堆里翻出点什么不相干的纰漏，牵扯开来……”
沈延赏相对镇定，但眉头也拧着：“李元礼那边，打点得如何？那老役，处理干净了？”
“沈兄放心，那老役本就是孤寡，给了笔钱，打发回原籍了，没人找得到。李家的账目田契，也请高人反复看过，明面上应无大碍。只是……”说话之人压低声音，“陈邦彦这么个查法，摆明了是不信表面文章，要深挖根子。李元礼的田怎么来的，你我都略有耳闻，当年经办的那位户房经承虽已过世，但其子尚在，且……似乎与李元礼近年有些龃龉。万一被陈邦彦查到这条线……”
沈延赏心中一凛。官场上的事，最怕“万一”，尤其是陈年旧账，牵丝攀藤，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干净。“告诉李元礼，让他稳住，一口咬定契据，其他一概不知。也让他想想办法，安抚好可能知情的人。至于陈邦彦……”他望向窗外雨幕，“他既然要查，就让他查。查不出所以然，看他如何向朝廷、向宁波士民交代！通政公报不是喜欢登吗？等钦差查了十天半月毫无进展，看他们还怎么登！”
然而，沈延赏低估了陈邦彦的决心，也低估了专业吏员在详实资料支持下的能力。更低估了，在“新政”大义和钦差权威双重压力下，一些原本铁板一块的利益链条，可能出现细微裂痕。
七日后，驿馆签押房。
烛火通明。陈邦彦带来的户部专员，那位绍兴老书办，以及陈子升，正对着一堆摊开的泛黄册籍，低声讨论，人人眼中带着血丝，却也有压抑的兴奋。
“大人请看，”老书办指着几处朱笔圈出的记录，声音因激动而微颤，“天启四年，李元礼之父李茂才，从堂侄李阿狗手中，购入‘塘河乡河西沙淤田五亩’。 然，同年 的鱼鳞图册 对应区块标注，此处为‘河滩淤地，约三亩，佃户陈’！五亩 对三亩，买主 对佃户！此为一疑！”
“再看赋役黄册，”户部专员接口，“天启四年后，李茂才名下，此块田亩科则，记为‘ 中 田’。然，根据 当时鄞县 的定则，新 涨 沙 田， 头 三 年 按 ‘ 下 田’ 起 科， 三 年 后 方 定 等！ 李 家 当 年 即 按 ‘ 中 田’ 纳 赋， 此 为 二 疑！ 更 有 甚 者， 天 启 五 年 的 一 份 县 衙 户 房 内 部 移 文 残 页 提 及， 有 人 为 ‘ 塘 河 李 姓 田 亩 等 则 事’ 请 托， 批 示 为 ‘ 酌 情 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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