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八年八月,江南的暑热尚未退去,而由宁波王业浩案所引发的政治余震,却已如同初秋的凉意,悄然渗透进南京的宫墙与街巷。钦差陈邦彦软禁审查一省参议的消息,在经过数日的发酵与靖安司、通政巡访司有意无意的“漏风”之后,终于不再是官场少数人心照不宣的秘密,开始在各种或公开、或私密的场合,被小心翼翼地谈论、猜测、发酵。
南京,秦淮河畔,某处看似寻常的茶楼雅间。
几位身着常服、品级不低的官员正低声交谈,虽无仆役,却不时有人起身到门边侧耳倾听。室内茶香袅袅,却驱不散那份凝重。
“王养淳这回怕是栽大了。”一名面容清癯的官员放下茶盏,声音压得极低,“陈邦彦在宁波,是动了真格。听闻不仅李元礼攀咬,连王养淳派去宁波斡旋的心腹,都已被拿下,供出了些要命的东西。”
另一名略显富态的同僚捻着胡须,忧心忡忡:“何止是攀咬?说是人证、物证俱全。浙江那边传来的消息,王养淳在驿馆,起初还强项,待看到那些账册抄本和其家人仆役的部分口供,脸色就灰败了。如今……怕是在写认罪书了。”
“认罪书?!”先前那人一惊,“他……他认了?”
“不认又能如何?钦差、巡按、巡访、靖安司,四堂会审,铁证如山。陈邦彦手持王命旗牌,又有监国明旨撑腰,他敢不认?”富态官员叹道,“只是不知,他认到哪一步。若只认收受贿赂,尚是贪墨之罪。若是将……将其他事情也牵扯出来……”他没有说下去,但众人都明白“其他事情”指的是什么——串联朝臣,阻挠新政。
一直沉默的一位中年官员忽然开口,声音冷静:“王养淳是聪明人。他当知,若只认受贿,或许尚可保全家族,留些体面。若胡乱攀扯,牵连过广,恐祸及子孙。陈邦彦与监国,想来也未必愿意见到浙江乃至南京官场天翻地覆。此事,当有个分寸。”
众人皆点头,神色稍缓。清癯官员却又道:“话虽如此,然王养淳一倒,浙江布政使司那边,怕是要空出位置,更遑论其身后牵扯的人脉。朝中刘念台、沈彤庵诸位,近日可都闭门谢客了。都察院、吏部的人,听说在悄悄翻阅旧档……”
此言一出,刚刚轻松些的气氛又凝重起来。王业浩的倒台,绝不止于一个人。它意味着浙江官场一个重要的山头倾颓,意味着与这个山头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朝臣们人人自危,更意味着,监国利用此案,对朝野反对新政的势力,进行了一次精准而凶狠的警告与清洗。这次清洗的边界在哪里,无人知晓,这才是最令人不安的。
“新政……看来是拦不住了。”富态官员最终长叹一声,“监国心意之坚,手段之狠,远超我等预料。潮州杀胥吏,南昌拿士子,宁波锁参议……一步比一步狠。如今又有靖安司、通政巡访这般耳目爪牙……”他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硬抗,代价太大,且胜算渺茫。
“或许……该变一变了。”中年官员沉吟道,“新政之弊,在于触动过深,施行或有操切。然其本意,清丈田亩以实国用,整顿吏治以安民生,设巡访以通下情,办公报以开言路,此数者,细思之,并非全无道理。以往反对,多因损及自身,或惧其生乱。然观潮州、宁波之事,乱虽有,然朝廷定乱亦速。若能……若能因势利导,参与其中,或可使新政推行稍缓,损益稍均,于我辈,于地方,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这话说得含蓄,但意思已经变了:从“如何阻挠新政”,转向了“如何在新政框架下争取主动权,减少损失,甚至谋取利益”。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微妙而关键的转变,标志着部分中间派乃至温和反对派,在王业浩案的震慑下,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与策略。
类似的讨论与心态变化,不仅在官员私下的茶会中,也在一些勋贵府邸、士林清议场合悄然发生。通政公报上关于“廓清积弊”、“法纪森严”的论述,被越来越多的人拿出来认真讨论。虽然公开的赞誉不多,但那种肆无忌惮攻击新政、诋毁执行官员的言论,在南京的公开场合几乎销声匿迹。
武英殿,夜。
朱常沅并未就寝,仍在灯下批阅奏章。沐涵悄无声息地走进,将一份最新的舆情汇总放在案头。
“监国,王业浩案消息扩散后,朝野反应大抵如此。”沐涵简洁汇报,“官员私下议论增多,多怀畏惧,对新政公开非议骤减。部分中间派态度软化,有寻求转圜迹象。刘宗周、沈宸荃等人,仍闭门不出,然其门生故吏近日活动频繁,似在疏通解释,切割与王业浩的关系。浙江官场,人心浮动,多有官员主动向巡抚、巡按示好,或向巡访所汇报本地新政进展,表露配合之意。”
朱常沅一边听,一边翻阅着汇总,脸上并无多少得色,反而问道:“潮州、延平、南昌,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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