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好好休息。”严组长煞有其事地说：
“明天是关键的一天。我会在后方监控所有情况，如果有异常，我会想办法通知你们。记住——安全第一。如果发现任何不对劲，立即中止，带着东西撤出来。材料可以销毁，人必须活着。”
两人点头。
离开时，严振国送到门口。
在陈铭踏出房门的那一刻，严振国忽然叫住他：“陈铭同志。”
陈铭回头严振国站在门内的阴影里，表情看不真切，但严组长的声音很清晰：
“谢谢你们。替这个国家，谢谢你们。”
陈铭点点头，转身下楼。
脚步声再次在楼梯间回荡，但这次，他知道严振国在门口听着——听着他们的脚步声从四楼到三楼，到二楼，到一楼，直到走出楼门。
每一个脚步声，都是这个陷阱闭合的齿轮声。
走出灰色小楼，阳光刺眼。
陈铭眯起眼睛，适应光线。
老城区依然熙攘，卖菜的大妈在讨价还价，修自行车的老头在敲打轮胎，几个小孩追着跑过，笑声清脆。
一切都和昨天一样。
但一切都不同了。
两人没有立即分开，而是默契地走向停在巷口的车——这次是陈亮的私家车，一辆白色的SUV，很普通，停在路边不会引起注意。
上车，关好车门。车窗贴了深色的膜，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陈亮没有立即发动，而是先打开车载电台，调到一个音乐频道，把音量调到中等——这是反监听的基本操作，用背景音掩盖对话。
然后他看向陈铭：“你怎么看？”
陈铭系好安全带，目光落在窗外：
“他给了我们一个无法拒绝的方案。时间紧迫、证据确凿、常规路径被封死、唯一的希望是万老——而且连怎么见万老、怎么说服万老，他都安排好了。”
“太完美了。”陈亮启动引擎，车子缓缓驶出小巷，“完美得像剧本。”
“本来就是剧本。”陈铭说，“我们是演员，他是导演。但导演不会知道，演员已经看了全本。”
车子汇入主干道的车流。
上午十点的城市，交通不算特别拥堵，但红绿灯很多。
他们跟着车流走走停停，每次停下，陈铭都会观察后视镜——没有固定的车辆跟随，但有两辆出租车交替出现，这是专业的跟踪手法。
严振国在监视他们。
或者说，在“保护”他们——确保这两个棋子，不会在最后时刻脱离棋盘。
“去哪？”陈亮问。
“回局里。”陈铭说，“正常上班，正常处理日常工作。越是关键时刻，越要表现得正常。”
“那份报告呢？U盘呢？”
“放我这儿。”陈铭拍了拍夹克内袋，“晚上我再处理。”
车子驶向市局大楼。
那栋二十一层的灰色建筑在阳光下显得庄重而沉默，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和云朵。
陈铭看着它，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这里时的情景——二十三岁，刚从警校毕业，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对着门厅里的警徽立正敬礼。
那时候他以为，正义是黑白分明的。
后来他明白，正义往往藏在灰色的地带，需要你在一片模糊中，找到那条若隐若现的线。
“陈亮。”他忽然说。
“嗯？”
“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陈铭顿了顿：
“我是说，如果我们判断错了，严振国真的是好人，我们真的是在阻止一场叛国——你会后悔吗？”
陈亮打了把方向盘，车子拐进市局的地下车库入口。
昏暗的灯光从车顶掠过，在他脸上投下流动的阴影。
“不会。”他说得很干脆：“因为如果我们判断错了，那说明这个国家还有救——至少还有严振国这样的人，愿意冒着风险去揪出内鬼。而我们，就当是为自己的误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
车子停进车位。
引擎熄灭，电台的音乐也停了。
车库很安静，只有远处其他车辆进出的声音，空旷地回荡。
陈铭解开安全带，手放在门把手上，但没有立即推门。
“你知道吗，”他说，“我父亲临死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小铭，这世上有两种勇敢：一种是不知道前面有危险，所以往前走；另一种是知道前面有危险，但还是往前走。第一种叫无知，第二种叫责任。”
他推开车门：“我们走吧。去演完这场戏。”
下午的工作很平常。
陈铭处理了两份公文，参加了一个案情分析会，还接待了一个上访群众——是个老太太，儿子失踪三年了，派出所一直没找到人。
陈铭耐心听她说了四十分钟，记下了所有细节，承诺会亲自过问。
陈亮则在整理旧案的卷宗，把一些已经结案的档案归档。
他做得很仔细，每份文件都核对三遍，签字的笔迹工整有力。
任何旁观者都不会想到，这两个人正在策划——或者说，正在参与策划——一场可能震动整个系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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