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二，清晨。
《新女性》杂志社的编辑室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一张空白稿纸，标题已经写好：
英雄救美，还是法盲无畏？——论何书桓“护花受伤”事件的法律与道德边界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有落下。
窗外，冬日稀薄的阳光照在梧桐树枝上，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街上传来电车驶过的叮当声，卖早点的吆喝声，上海在晨光中渐渐苏醒。
“写不出来？”顾慎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过头。他站在编辑室门口，手里拿着一杯热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
“不是写不出来。”我说，“是在想，该写到什么程度。”
他把茶杯放在我面前，拖了把椅子在旁边坐下：“文章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你想让读者看到什么？”
“真相。”我说，“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顾慎之点点头：“那就写你能写的真相。”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龙井，温度正好，清香中带着淡淡的涩。
“何书桓这件事，”我放下茶杯，“表面看是痴情公子为爱受伤，值得同情，值得歌颂。但仔细一想，不对。”
“哪里不对？”
“第一，警方是在执行公务，逮捕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何书桓作为公民，有义务配合，而不是阻拦。”
“第二，他受伤是因为和记者发生冲突。记者有没有采访权？有。有没有拍照权？有。他用什么理由阻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把这件事渲染成‘为爱牺牲’，把自己塑造成悲情英雄。但这种英雄主义，建立在对法律的漠视上，建立在把私人情感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我一口气说完，看向顾慎之：“你觉得呢？”
他推了推眼镜，微微一笑：“说得很好。但读者爱看故事，不爱听道理。”
“所以我得把道理藏在故事里。”我说。
“用你的笔名？”他问。
“嗯，‘黑豹女士’。”
顾慎之笑了：“这个笔名很适合你。锋利，清醒，不妥协。”
我重新拿起笔。
笔尖落下，墨水在纸上洇开，形成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字：
“近日，沪上一则‘英雄救美’的新闻引发热议。某富家公子在未婚妻母亲被警方带走时‘挺身而出’，与现场记者发生冲突，导致受伤入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其‘痴情’‘勇敢’，却少有人问：此举真的值得称颂吗？”
我停了一下，继续写：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警方是在依法执行公务。逮捕令是经过合法程序签发的，涉嫌的罪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收受贿赂’等严重经济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配合执法，而不是以‘保护’为名进行阻拦。”
“其次，现场记者在履行采访职责。新闻自由是社会监督的重要一环，记者有权记录重大公共事件。阻拦记者采访，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是对新闻自由的不尊重，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
“再次，将此类行为美化‘英雄救美’，实则传递了一种危险的价值观：即个人情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私人关系可以干扰司法程序。如果每个人都以‘保护家人’为由阻拦执法，社会秩序将如何维持？法律的尊严将何在？”
写到这里，我深吸一口气，笔锋一转：
“当然，我们理解当事人在面对亲人被带走的慌乱与痛苦。但真正的保护，不是阻拦执法，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帮助；不是制造冲突，而是保持理性，尊重程序。”
“爱，不应该是违法的借口；情，不应该是抗法的理由。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法律的边界，就是行为的边界。越过这条边界，无论动机多么‘高尚’，都不是英雄，而是法盲。”
“最后，希望此事能给所有人提个醒：在面对法律时，请保持敬畏；在面对情感时，请保持清醒。英雄救美的浪漫故事，只存在于小说里。现实生活里，我们都应该是守法的公民。”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顾慎之拿起稿纸，仔细看了一遍。看完后，他沉默了很久。
“怎么了？”我问，“写得太尖锐？”
“不，”他说，“写得太好了。好到……可能会惹麻烦。”
“什么麻烦？”
“何家不会喜欢这篇文章。”顾慎之把稿纸放回桌上，“何书桓的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你把他的儿子写成‘法盲’，等于在打何家的脸。”
“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有时候比谎言更伤人。”顾慎之说，“但你既然写了，就该发。我支持你。”
我看着他：“你确定？可能会连累你。”
“连累？”他笑了，“陆依萍，我们早就在一条船上了。”
这话说得很轻，但很坚定。
我点点头，把稿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新女性》杂志编辑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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