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闫阜贵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滚刀肉”、“不好惹”。谁要是得罪了他，他能堵在你办公室门口，引经据典（虽然是歪理）、絮絮叨叨、不依不饶地说上半天，直到你头疼欲裂、甘拜下风为止。这种“战斗力”，让许多人对他也心存忌惮。
现在，冉秋叶是他的“媒人成果”，某种程度上被他视为“自己人”的范畴（至少在外人看来如此）。再加上冉秋叶的丈夫何雨柱，在外面被传得凶神恶煞，是个连小孩都打的“浑人”。这两者叠加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那些原本可能因为冉秋叶的家庭背景而想在她身上找点茬、显示自己“革命性”的人，在动手之前，不得不在心里掂量掂量：
得罪了冉秋叶，就等于是同时得罪了闫阜贵和何雨柱。
得罪闫阜贵，意味着可能会被这块牛皮糖黏上，以后在学校里永无宁日，被他用各种方式膈应、算计，得不偿失。
得罪何雨柱，那更可怕！那可是个敢在院里公然打孩子、在厂里带着厨师打人的主儿！谁知道他会不会哪天拎着锅铲就冲到学校来找麻烦？为了那点虚头巴脑的“表现”，惹上这么一个凶神，实在不值当。
于是，一种无形的威慑力形成了。闫阜贵那点令人不齿的“无赖”行径，和何雨柱被妖魔化的“凶恶”形象，一内一外，一软一硬，竟然成了冉秋叶在学校里一道有效的护身符。
有时，甚至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有别的老师想在某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为难一下冉秋叶，闫阜贵会立刻像是被侵犯了领地的老猫，竖起毛站出来，不是直接帮冉秋叶说话，而是开始跟对方算账、扯皮，把水搅浑，最后往往让对方不堪其扰，自动败下阵来。他未必是真心要帮冉秋叶，更多的是在维护他自己那点“媒人”的关联感和不容侵犯的“势力范围”。
冉秋叶对此心知肚明，心情复杂。一方面，她确实因此少了许多麻烦，课堂纪律的改善也部分得益于此；另一方面，依靠这种近乎“恶名”和“无赖”形成的保护，让她一个受过教育、追求体面的人感到有些悲哀和荒诞。
但这就是现实。在这个黑白界限模糊、是非难以厘清的年代，有时候，最有效的生存之道，并非绝对的清白与正直，而是让你显得“不好惹”，让别人在想要欺负你时，不得不考虑那难以承受的代价。
冉秋叶是个心思细腻、知书达理的女子。尽管闫阜贵的种种算计和“无赖”行径让她有些哭笑不得，甚至不甚认同，但她心里清楚，在这个特殊时期，闫阜贵那套令人侧目的生存方式，客观上确实为她挡掉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她更记得，当初自己和何雨柱能走到一起，闫阜贵前期在学校里的那些“铺垫”和“美言”，不管动机如何，终究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
这份情，她记在心里。但她不像院里有些人那样，喜欢把人情挂在嘴上，或者用直白的方式去“报答”。她有她的方法，既全了礼数，又不失分寸，更不会助长对方贪得无厌的气焰。
这天晚上，她和何雨柱吃完饭，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看似随意地提起：
“柱子，明天你去厂里，方便的话，多带两个饭盒吧。”
何雨柱正翘着脚剔牙，闻言愣了一下：“干嘛？咱家粮食够吃啊。你想带午饭？”
冉秋叶摇摇头，轻声说：“不是。我是想……你明天食堂要是有做得多的大荤菜，比如红烧肉、狮子头之类的，给三大爷家带两份。”
何雨柱一听，眉毛就竖起来了：“给他？凭什么呀？那老小子，整天就知道算计，恨不得从别人身上刮下二两油来！前两天还因为没给他红烧肉，在院里阴阳怪气说我忘恩负义呢！给他？美得他！”
冉秋叶早就料到他会是这个反应，也不着急，放下抹布，走到他身边，语气温和地解释：
“柱子，我知道你不待见他。可他毕竟是学校里的前辈，以前……也确实帮我们说过话。现在在学校里，别人因为他的关系，对我也多少有些顾忌，少了许多是非。咱们不能光享受好处，一点表示都没有。两份饭盒，不值什么，但是个心意。堵堵他的嘴，也让他知道，咱们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何雨柱听着媳妇儿柔声细语的分析，心里的火气消下去不少。他挠了挠头，嘟囔道：“理是这么个理……可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占便宜没够的德行！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似的！”
“咱们尽咱们的心，他怎么做是他的事。”冉秋叶劝道，“就当是看在三大妈的面子上。三大妈那人，其实不坏，就是摊上这么个当家的，也不容易。”
何雨柱想了想，叹了口气：“行吧行吧，听你的！明天我看有啥硬菜，给他弄两份。不过说好了啊，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可不能让他尝到甜头，以后天天惦记着！”
“知道啦，一次心意就够了。”冉秋叶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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