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旧历乙酉年，早春。
关外的春天来得迟，且充满杀机。日本败象已露，太平洋战场节节溃退，本土遭燃烧弹夜夜焚城。但在中国东北，已然疯狂的关东军机器，正做着最后、也是最歇斯底里的运转。高压统治变本加厉，特务横行，任意罗织罪名，疯狂搜捕一切“不稳定分子”，试图在覆灭前清扫所有障碍，攫取最后价值。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奉天城里，《盛京时报》编辑部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近的、诡异的平静。报纸还在出，版面愈发空洞，充斥着连撰稿人自己都不信的“捷报”和“圣战”口号。菊池荣太郎自去年秋天走廊那次短暂对话后，便极少露面，传闻已调回本土或转入更机要的部门。袁镜吾依旧每日上班，采访那些越来越难以完成的“正面新闻”，笔下记录着配给量、治安强化运动、以及日益频繁的防空演习。他面容沉静，眼神深处却结着一层越来越厚的冰。菊池的话，“中国人的魂”，像一句恶毒的咒语，日夜啃噬着他。
二月末一个阴冷的早晨，他正在赶写一篇关于“春季粮食物资确保对策”的官样文章，桌上的电话骤然尖利地响起。是昌黎老家一位远房族叔打来的长途，声音因惊恐和长途电话的杂音而扭曲断续：
“镜吾！快、快回来！你爹……你爹被日本人抓走了！昨天半夜来的兵，直接闯进家里，说是……说是‘反满抗日’，抄了书房，带走了人！你娘当场就晕过去了！你赶紧回来，想法子，看看能不能……”
后面的话被滋滋的电流声淹没。袁镜吾握着听筒，手指关节捏得发白，耳边嗡嗡作响，眼前稿纸上那些“确保”、“对策”、“亲善”的字眼扭曲、放大，变成一片模糊的、狰狞的墨团。父亲……被捕了。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在这个时间点。
他猛地放下电话，甚至来不及跟主编说一声，抓起椅背上的大衣，冲出了办公室。走廊里昏暗阴冷，他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急促，凌乱，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源于恐惧的愤怒。
一路辗转，换乘破旧拥挤的火车、骡车，甚至步行。沿途所见，尽是关卡林立、军警横行、面有菜色的百姓和荒芜的田野。抵达昌黎老家那座熟悉的小院时，已是第三天傍晚。
院子里一片狼藉。书房的门被踹坏，窗棂碎裂，满地是散乱的书籍、纸张、破碎的砚台和笔架。母亲卧病在床，以泪洗面，见了儿子，只是抓着的手，反复念叨“救救你爹”。族人们聚在堂屋，唉声叹气，说尽了能托的关系，塞了能塞的钱，但对方一听是关东军特务课直接经手的案子，无不色变，摆手摇头。
父亲被关在县城日本宪兵队的临时看守所，那是个进去就难活着出来的地方。
袁镜吾用尽所有记者身份可能残存的影响力，加上变卖家传的一对玉镯换来的金条，终于撬开了一条缝——不是见人，只是从一个被买通、同样惴惴不安的底层中国看守那里，得到了确切消息：老人已被关了十二天，受过刑，但没吐露什么。就在昨天夜里，死了。据说是“突发急病”。
没有遗体。没有解释。只有那个看守，在交接班时，偷偷塞给袁镜吾一小卷揉得发皱的纸条，压低声音飞快地说：“老爷子咽气前，趁没人，塞给我的。就这个。啥也没说。”
袁镜吾捏着那张纸条，站在看守所外料峭的春寒里，浑身血液仿佛都冻住了。耳边是看守匆匆离去的脚步声，远处是县城街市模糊的、了无生气的喧嚣。天空是铅灰色的，低垂着，压得人喘不过气。
他背过身，走到一个僻静的墙角，颤抖着，展开那卷纸条。
纸很劣质，像是从什么账本或废旧报纸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沾着不知是血渍还是污垢的暗色痕迹。上面只有四个字，用可能是烧过的木炭或极为劣质的墨块写成，字迹潦草，歪斜，但每一笔都极其用力，力透纸背，几乎要戳破那薄脆的纸：
箱子底下。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甚至没有标点。只有这四个字，像四颗冰冷的石子，又像四道用尽最后生命刻下的、焦灼的指痕。
袁镜吾死死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缓缓地，将纸条翻过来。
背面，是空白的。只有纸张本身粗糙的纹理。
箱子底下。
什么箱子？在哪里的箱子底下？
一个模糊的、久远的记忆片段，猝然击中了他。很小的时候，似乎有一次，他问父亲书房一块地板为什么踩上去声音有点空，父亲当时神色微微一变，很快用别的话岔开了。那块地板……好像就在父亲常年伏案的那张紫榆木书桌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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