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施工营地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暴风雪再次降临了。风声在帐篷外呼啸了一整夜，将帐篷布吹得猎猎作响，像是无数只手在不停地拍打帆布。我裹着两条毛毯，听着福尔摩斯在黑暗中平稳而均匀的呼吸声——他睡着了，或者说，他至少让自己进入了那种介于睡眠与清醒之间的休息状态，这是他在长期办案生涯中训练出的能力：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抓紧时间补充体力，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休息会在什么时候。
清晨时分，风雪稍歇。我从帐篷中钻出来时，东方天际刚刚泛出一线鱼肚白的微光。营地里的篝火已经被夜间的风雪扑灭了大半，只剩几堆还在冒着白色的余烟，在冷空气中凝成细细的烟柱，笔直地升入灰蒙蒙的天空。彼得罗夫正蹲在一堆灰烬旁重新生火，看到我出来，用下巴朝营地外围的方向指了指。
“那个厨子，”他说，语气中含着一如既往的警惕，“他在伙房。昨晚发作了一次，今天早上倒是安静。你们要见他，最好趁现在。”
福尔摩斯已经站在我身后。他换了件更厚的大衣，领口竖到耳际，手里拄着那根从不离身的手杖。他向彼得罗夫道了声谢，然后朝着伙房的方向走去。我跟在他身后，靴子踩在过夜的新雪上，发出细碎的咯吱声。
伙房是营地里最大的一顶帐篷，与囚犯们的工棚隔着大约五十码的距离。帐篷顶部伸出一截铁皮烟囱，正往外冒着稀薄的灰烟。掀开门帘，一股混合了油脂、烧焦的面粉和劣质烟叶的气味扑面而来。帐篷里光线昏暗，只有灶膛中跳动的火光将四壁照得影影绰绰。几口大铁锅架在砖砌的灶台上，锅里煮着灰蒙蒙的荞麦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灶台旁的一张矮桌上摊着切了一半的黑面包和一堆腌黄瓜，菜刀插在砧板上，刀刃上还沾着几粒粗盐。一个穿灰色粗布棉袄的人正背对着我们往灶膛里添柴。他听到脚步声，没有立刻转身，而是先将手中的劈柴一块一块地码放整齐，然后慢慢地、几乎是迟缓地站了起来。
当他转过身时，我看到的是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面孔。他大约二十五岁，身材瘦长，肩膀微微前倾，像是长期习惯于在人前躬身站立的人。他的脸型窄长，颧骨突出，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嘴唇薄而紧抿，嘴角微微下垂，仿佛被某种恒久的重力牵引着。但最令人不安的是他的眼睛——深棕色，几乎接近黑色，眼白部分浑浊发黄，瞳仁异常大，使得他的目光看起来总是带着一种不安的、病态的凝视，仿佛他正盯着的不是你的脸，而是你身后某个你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斯麦尔佳科夫——卡拉马佐夫家那个身世暧昧的私生子，伊万的同父异母弟弟，也是阿辽沙同父异母的哥哥。几天前彼得罗夫提到他时那种厌恶的语气，此刻我完全理解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令人本能想要退避的气质——那是一种更深层的、仿佛与某种不洁之物有着隐秘联系的不适感。
“您就是斯麦尔佳科夫？”福尔摩斯用俄语问道。
那人微微点头，动作僵硬而克制，像一只在陌生环境中评估威胁的猫。他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过于放大的瞳仁在我们两人之间来回扫视。
“我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华生医生。我们昨天已经见过您的两位兄弟——阿列克谢和伊万。”
斯麦尔佳科夫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我注意到他握在灶台边缘的右手忽然收紧了，指节在火光映照下显出突出的骨节形状。
“老爷们是来找我的。”他说。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每一个音节都像是经过审慎斟酌之后才被允许从唇齿之间释放出来，“一个厨子，能帮上两位英国绅士什么忙？”
“您在勘探队工作，”福尔摩斯在矮桌旁的一把粗木板凳上坐下，姿态放松，仿佛正在进行一桩最寻常不过的闲谈，“不是普通的后勤工作——您参与过实际的钻探作业。”
斯麦尔佳科夫沉默了片刻。灶膛里的火苗忽地窜高了一截，将他的影子投在帐篷壁上，扭曲成一个瘦长而怪异的形状。
“我搬过箱子。”他最终说。
“什么样的箱子？”
“铅衬里的。很重。搬起来的时候，手指会发麻。”他抬起右手，将手指在灶台上方的微光中展开。那些手指又细又长，关节凸出，指尖发紫，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侵蚀过，“不是我一个人。所有搬过那些箱子的工人，手指都麻。还有人的指甲掉了。医生查不出原因，只说可能是冻伤。”
福尔摩斯从怀中取出那块石板，放在矮桌上，推到斯麦尔佳科夫面前。石板上的符号在灶火映照下呈现出一种幽暗的、若隐若现的光泽，仿佛那些线条中流淌着某种极其缓慢的液体。
“您见过这个东西吗？”
斯麦尔佳科夫的目光触及石板的瞬间，他的表情终于出现了变化。那不是恐惧，不是惊讶，而是一种更奇怪的、近乎恍惚的专注。他缓缓伸出那只指尖发紫的手，悬在石板上方一寸处，没有触碰，只是让手指在那些符号上方游走，仿佛在追踪某种看不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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