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西北抗日救国军指挥部。
军事会议已近尾声，沙盘上的红色箭头从广西延伸至越南、缅甸，又一路指向东南亚各地。将领们神色严肃，知道这场即将到来的南下战争将改变整个亚洲格局。
“秦川，”朱琳指着沙盘北端，“你就留在蒙古边境。苏联人最近动作频繁，贝加尔湖那条人工运河是我们西北的生命线，绝对不能出问题。”
秦川起立敬礼，肩章上的将星在灯光下闪耀：“总指挥放心，我在，运河就在。”
这位曾在德国学习装甲战术的将领，如今已是西北抗日救国军的副军长。他知道那条运河的意义——从贝加尔湖引水南下，穿越戈壁沙漠，直抵河套平原。这是朱琳早在1930年代就着手规划的水利工程，如今已成为西北农业和工业的命脉。
朱琳点点头，目光转向坐在自己左侧的刘军。两人目光交汇，多年的默契不言而喻。
“刘军，”她的声音温和了些，“这些年国内战场你没怎么参与，我知道兄弟们有想法。这次南下，你该动动了。”
刘军缓缓站起，这位从柏林军事学院学成归来的军长，此刻眼中闪烁着压抑已久的战意。他是朱琳的丈夫，但更是西北抗日救国军的军长。多年来坐镇后方统筹全局，如今终于要亲自上前线了。
“总指挥，我明白。”刘军的声音沉稳有力，“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这些地方我们不仅要打退日本人，还要建立长久控制。按照您的规划，它们未来都将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赞同声。将领们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军事占领，而是一盘大棋——趁着日本南下、欧洲战乱、美国尚未全面介入的窗口期，为中国争取最大的战略空间。
“散会。”朱琳宣布。
就在将领们起身时，机要秘书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总指挥，韩城兵工厂急电，黄文瀚总工程师发来的。”
朱琳接过电报，目光扫过那几行字。忽然，她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激动光芒。
“会议暂停！”她的声音都有些变了，“所有人，原地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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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挥部到机场的路上，朱琳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刘军坐在她身边，握住了她的手：“文瀚他们成功了？”
“成功了。”朱琳深吸一口气，看着车窗外的黄土高原，“十七年……从1924年他们在智利第一次见到航空发动机图纸开始，到现在终于……”
她没说完，但刘军明白。
黄文瀚和程大斌，这两个名字在西北军工系统里如雷贯耳。一个是上海交大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机械天才，1923年先后辗转来到智利，从此跟着朱琳投身航空事业。
1928年，玲珑一号发动机研制成功，装备在歼-1战机上，让中国第一次拥有了性能超越国际水平的战斗机。
1935年，玲珑二号问世，轰-2轰炸机因此诞生。
1938年，用于轰-4战略轰炸机的大功率发动机通过测试。
而现在，1941年春天，电报上只有短短一行字：“喷气式发动机地面试车成功，推力达到预期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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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韩城机场降落时已是黄昏。兵工厂的专车早已等候多时，直接开往秦岭深处的秘密研发基地。
路上，朱琳又接到另一份报告——钱学森等旅美科学家已经启程回国，预计下月抵达。这是于凤至多方奔走的结果，这位东北军的女杰，在张学良被软禁后毅然投身抗日事业，利用自己在海外的人脉，为祖国争取了无数宝贵的人才。
“双喜临门。”刘军感慨道。
车驶入山洞隧道，经过三道重型防爆门后，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地下基地，灯火通明，机器轰鸣。
黄文瀚和程大斌早已在门口等候。两人都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眼睛布满血丝，但脸上的兴奋却怎么也掩不住。
“总指挥！军长！”黄文瀚快步上前，这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头发已白了大半，“成了！真的成了！”
程大斌相对沉稳些，但颤抖的手暴露了他内心的激动：“地面试车连续运转四小时，推力稳定在800公斤，推重比达到1.2。如果使用加力燃烧室，还能再提升30%。”
朱琳没有说话，径直走向试验车间。
车间深处，一台银灰色的发动机静静躺在测试台上。它比活塞发动机简洁得多，没有复杂的曲轴连杆，只有一个逐渐收缩又扩张的金属管道。
“铼合金涡轮叶片，”黄文瀚介绍道，“按您当年给的配方，我们在智利提炼的铼矿终于派上用场。这种合金的耐高温性能比德国人的还好，能让涡轮前温度提高200摄氏度。”
朱琳伸手轻抚发动机冰冷的外壳。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2024年，回到火凰女子特种兵的训练场上。那时她们驾驶的歼-20战机，用的就是这种喷气发动机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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