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春天的晨雾散去时，星回寨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
湖岸向东，原先的二十亩农田已经拓展成棋盘状的阡陌，一块块规整的田垄切割着黑土地，总数超过百亩。黍米地占了四十亩，绿浪起伏，杆子已有齐腰高，穗子沉甸甸地低垂着。荞麦地三十亩，正是开花时节，粉白的花海铺展开，风一过，香气能飘到寨门口。豆田二十亩，藤蔓爬满了搭好的竹架，紫花白花间藏着嫩豆荚。剩下十亩是这些年试种成功的芋头、山药和几样耐寒菜蔬。
田埂是石砌的，半尺高，笔直如线。排水沟纵横交错，沟底垫了卵石，雨天不淤。每块田头都立着木牌，牌上刻着作物名称、下种日期、施肥记录——这是张翎定的规矩，农事要精细，要可追溯。
寨子本身向外扩了两圈。
最初的干栏群成了内寨，十二座干栏翻新加固，屋顶的茅草换成了更耐用的杉树皮，墙体外糊了层掺草筋的黄泥，冬暖夏凉。干栏围着中央广场，广场地面铺了青石板，缝隙长着茸茸的苔藓。广场北侧是祭坛，坛前立了根三丈高的图腾柱，柱身刻着日月星辰和简单的波浪纹——象征星回之名。
内寨外是新拓的外寨。
外寨的屋舍不再全是干栏，有了更多样式。靠近湖岸的是连排的仓储木屋，屋基垫高，防潮。东边坡地是制器坊和酿酒坊的扩建区，石墙围出几个独立的院落，日夜有叮当声和酒香飘出。南边缓坡上散布着几十座半地穴式的泥屋，屋顶铺草，墙厚窗小，是普通族人的住处——五年里，寨子陆续收容了四拨逃难的小家族、流浪猎人，人口从五十三口增加到一百八十七口。
寨墙也变了。
最初的木栅栏早就拆了，换成了一道丈高的夯土墙。墙基宽五尺，墙面夯得瓷实，外抹草泥，风雨冲刷也不易塌。墙上每隔三十步有木制哨塔，塔顶有遮棚，哨兵轮值。寨门是厚重的栎木拼成，外包铁皮——是的，铁皮。虽然只是薄薄一层，是用五年间从三苗商队换来的零星铁器熔了重锻的，但敲上去声音沉实，给人以安全感。
人口多了，声音也杂了。
清晨，天刚蒙蒙亮，寨子里就活过来。
内寨广场上，三十多个半大孩子扎着马步，小脸憋得通红。张昊站在队列前，背着手踱步。五年过去，他身量又拔高一截，肩膀宽厚，臂膀线条在麻布短衫下清晰可见。脸上褪尽了少年的稚气，眉宇间有了岩叔那种猎人的锐利，又多了几分张翎式的沉静。
“腰沉！肩松！呼吸跟着桩步走！”他声音不高，但穿透晨雾，每个孩子都听得清楚，“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基础打不牢，往后学什么都是花架子。”
这些孩子大半是寨子新生代，也有后来加入家族里带来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三岁，按年龄分了三班，早晚各练一个时辰。张翎定的规矩：星回寨的孩子，六岁开蒙识字，七岁开始练武基础，十二岁考核，合格者入少年队。
广场另一边，二十多个妇人正在晾晒。竹席铺开，上面摊着新采的草药、剥好的麻皮、晒到半干的鱼虾。说笑声，吆喝声，竹席翻动的哗啦声，混成一片生活的嘈杂。
阿禾从扩建后的酿酒坊出来，手里端着个陶盘，盘里摆着几块新制的曲饼。她脸上多了些细纹，但眼睛更亮了，那是常年专注一事才有的神采。酿酒坊现在有八个帮手，分曲房、发酵房、蒸馏房、储酒窖。每年能出三批“荞麦魂”，总量超过两百斤。除了自用和储备，还能匀出八十斤用于交易——这是寨子最重要的硬通货。
“阿禾姐，新曲成了？”一个年轻妇人凑过来看。
“成了。这批加了东山阴坡采的雪茶，酒味会更醇。”阿禾说着，脚步不停，往寨东的制器坊去。
制器坊的院子比五年前大了三倍。东厢是锻造房，里面炉火终年不熄。西厢是木工坊，刨花堆积如山。北厢是新品试验处，摆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物件。
岩叔蹲在锻造房门口，独臂握着把小锤，正叮叮当当地敲打一块烧红的铁片。他头发白了一半，但臂膀依然粗壮，眼神依然如鹰。五年间，他带出了七个猎人学徒，如今狩猎队扩到十五人，分三班轮值，寨子的肉食再没缺过。闲下来时，他就泡在制器坊，跟铁啊铜啊较劲。
“岩叔，新打什么呢？”阿禾问。
“箭头。”岩叔头也不抬，“铜箭头轻，射得远，但穿透力不如铁。试试铜包铁芯，看能不能兼顾。”
锻造房里热气蒸腾。两个年轻汉子正在拉风箱，另一个用长钳夹着块铁坯在炉里烧。炉子早已不是当年的土窑，是改良过的竖炉，有专门的烟道和风室，燃料从木炭换成了混合煤——北边草甸深处发现了一处露天煤线，虽然杂质多，但耐烧。
五年，足够发生很多变化。
张翎从干栏二层推门出来时，晨光正好洒在他脸上。他还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麻布衣，头发束在脑后，几缕银丝藏在鬓角。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但眼神更沉静，更透，像湖心最深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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