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皇太极见昌黎城防坚固,再攻下去只会徒增伤亡,只得下令撤军。
撤军前,他下令焚烧昌黎城郊的房屋,以此发泄怒火。
此时,祖大寿派来的辽军骑兵已抵达昌黎附近,见后金撤军,立即展开追击,缴获了一批牛马和军械。
十六日,左应选派人赶赴山海关,向孙承宗请求支援火药和铅弹。
孙承宗当即命人送抵,并在给左应选的书信中称赞道:“公以一县之力,拒数万胡虏,真乃忠臣义士也!”
随后,左应选得知城外凤凰山云峰寺聚集了一伙白莲教众,趁乱劫掠百姓,便派乡兵前往围剿,焚毁寺庙,肃清了昌黎周边的隐患。
至此,昌黎守御战以明军胜利告终,左应选也因功被朝廷擢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
昌黎战事平息后,孙承宗将目光投向了乐亭。
乐亭位于滦州东南,濒临渤海,是京东地区的重要粮屯之地,若被后金控制,将严重影响明军的粮草供应。
正月二十七日,滦州的后金军队果然有所动作,派图尔格依、库尔禅、高鸿中三位将领,率领数百名士兵前往乐亭,试图劝降城内官民。
后金军队途经距滦州五十里外的凌河各村时,见百余村民手持棍棒聚集,以为是反抗力量,便强行下令村民剃发留辫,归顺后金。
村民们迫于压力,只得顺从。
待后金军队抵达乐亭城下时,却见城门紧闭,城头布满守军,城墙上悬挂着“大明乐亭”的旗帜。
后金将领派人将劝降信函射上城头,要求城内官员速速投降,否则将率军攻城。
城上的乐亭官吏并未立即答复,仅让后金使者“稍等片刻,容我等商议”。
后金军队在城下等到深夜,仍未得到回应,只得撤兵返回滦州。
沿途经过凌河各村时,发现村民均未剃发(后金撤军后,村民便将辫子剪掉),不禁心生疑虑,却也未深究。
二月初四,滦州后金军队见乐亭迟迟没有回应,又想出一计:在乐亭城南三十里外的推城、邱口庄,找到五名贪图富贵的村民,赏赐他们白银十两及后金的告示、令旗,让他们返回乐亭劝降城内官民。
这五人欣然应允,当即剃发留辫,前往乐亭。
此时,孙承宗早已预判后金会对乐亭采取招降策略,已派蔡可贤、孙定辽、张存仁三位将领率领一千名骑兵,都司刘雄率领五百名步兵前往乐亭驻守。
不料,辽军抵达乐亭城下时,竟也遭到了乐亭官吏的拒绝——与昌黎左应选不同,乐亭官吏并非怀疑辽军,而是暗中与后金有勾结,担心辽军入城后识破其阴谋。
辽军将领察觉事有蹊跷,便在城外潜伏观察。
不久后,他们发现两名生员、三名官吏组成的队伍从城内走出,前往城下的古祠,而那五名被后金收买的村民早已在祠中等候。
乐亭官吏竟在古祠内设宴招待这五人,席间还传阅后金的招降信函。
辽军将领当即下令出击,将这八人全部俘获,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后金的招降信函及印信。
面对确凿证据,乐亭官吏仍试图狡辩,甚至拿出五十两白银贿赂辽军将领,请求“保密此事”。
辽军将领严词拒绝,将俘获的八人押回山海关,向孙承宗禀报。
孙承宗大怒,当即下令:“乐亭官吏通敌叛国,若不及时处置,恐生大变!”
二月初七,孙承宗派五百名炮兵与一千名骑兵赶赴乐亭,务必确保乐亭控制权。
辽军行至乐亭城外时,远远望见千余名村民头戴后金帽子、挥舞后金旗帜,前来“迎接”——这是乐亭官吏为讨好后金,故意组织村民制造的假象。
辽军将领见状,立即下令冲锋,夺下村民手中的旗帜,斩杀了几名带头的官吏亲信,其余村民四散奔逃。
辽军顺利进入乐亭城后,立即控制了城门及官署,将暗中通敌的官吏全部逮捕。
随后,炮兵在城头布置火炮,骑兵在城内巡逻,迅速稳定了乐亭的局势。
滦州后金军队久等乐亭消息,却始终没有回音,意识到劝降计划失败,加之此时明军在京东的防御愈发严密,只得放弃对乐亭的图谋。
建昌位于山海关西北,是长城冷口的重要依托,若建昌失守,冷口将直接暴露,后金可从冷口入关,威胁山海关的侧后方。
因此,皇太极一直试图控制建昌。
正月二十二日,他派人携带二千两白银,暗中收买建昌城的武将,承诺“若归顺后金,必封高官厚禄”。
建昌守备张文贤见利忘义,当即应允,暗中联络了一批将领,准备献城投降。
正月二十六日,皇太极令张文贤率部驻守长城冷口,配合后金侦察明军动向,为后续进攻做准备。
张文贤的叛变,让建昌城陷入了“外无援兵、内有内奸”的危险境地,而孙承宗最初对此一无所知。
二月初,孙承宗在犒赏山海关附近台头、燕河等堡垒的明军时,偶然从一名建昌逃来的士兵口中得知了张文贤通敌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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