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们，除了紧紧抓住这根稻草，在绝望中等待那不知是否存在的回音，似乎已别无他法。
时间在死寂和煎熬中缓慢爬行。周瑜离开后的出租屋，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更加沉重冰冷。秀英和李玉珍的病本就未痊愈，在巨大的精神打击和失去最后依靠的双重摧残下，病情反复，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仿佛被抽干了。小芳强打着精神照顾她们，熬药、做饭、收拾屋子，但眉宇间的愁云越来越浓，常常端着饭碗发呆，眼泪无声地滴进碗里。
梅丽的状态最是焦灼。她表面上看起来最镇定，操持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安抚着母亲和婶子，安慰着小芳。但每当夜深人静，或独自一人的时候，那股几乎要将她吞噬的恐慌和无力感便汹涌而来。
她寄给哥哥的信，像石沉大海，没有半点回音。她每天都在心里计算着日子，想象着信走到了哪里，是否已经送到哥哥手中，哥哥看了会怎样……可越是计算，心里越是没底。边疆路远，部队管理严格，一封信往返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家里能等那么久吗？
母亲和玉珍婶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垮下去，镇上买药的钱所剩无几。周瑜留下的钱，她们一分都不敢多花，那是保命的钱。可坐吃山空，又能撑几天？
更可怕的是无形的压力。虽然吴为民那边暂时没有新的动作，但梅丽知道，那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周瑜的突然调走，就是最明确的信号——对方连省里下来的干部都能轻易弄走，对付她们这几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还不像碾死蚂蚁一样简单？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吴为民的人就会再次出现在门口，用更卑劣的手段逼迫她们，或者干脆强行把她们从这暂时的栖身之所赶出去！
不能就这么等下去！等信？那太渺茫了！等周瑜在新地方想办法？那更不现实！等着厄运再次降临？不！她绝不允许！
一个念头，在她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最终压倒了所有的恐惧和犹豫——她必须亲自去！去哥哥的部队！当面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唯一可能打破僵局、争取时间、甚至带来转机的办法！
写信太慢，而且无法传递她们此刻濒临绝境的急迫。只有她亲自去，带着满身的伤痕和眼泪，站在哥哥面前，才能让他最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家正在经历的灭顶之灾，才能激发出他作为儿子、作为兄弟、作为军人最本能也最强大的保护欲和行动力！
这个决定异常艰难，也异常危险。她知道母亲她们会反对，知道前路漫漫、困难重重，甚至可能根本找不到。但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母亲和玉珍婶的身体等不起，猛子哥在牢里等不起，这个家，更等不起！
她决定先去镇上的武装部试试。武装部是管理民兵、征兵和军人事务的基层部门，或许能打听到一些部队驻地的具体信息，哪怕只是一点线索。
这天上午，她安顿好母亲和婶子，嘱咐小芳看好家，揣着仅有的几块钱和哥哥那封旧信（上面有模糊的部队番号和驻地信箱），独自来到了清源镇人民武装部。
武装部在一栋老旧的三层小楼里，门口挂着牌子，显得有些冷清。梅丽在门口踌躇了一下，鼓起勇气走了进去。里面只有一个戴着眼镜、年纪较大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文件。
“同志，您好。”梅丽怯生生地开口，“我想……我想打听点事情。”
老同志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打量了她一眼：“什么事？”
“我……我哥哥在边防部队当兵，好几年没回家了，家里有急事，想联系他，但只知道部队番号和信箱，不知道具体驻地在哪儿。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查一下，或者告诉我该怎么找？”梅丽尽量把话说得清楚，拿出那封旧信递过去。
老同志接过信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边防部队？这个番号……嗯，有点印象，好像是在西北那边，具体哪个点可说不准。”他把信还给梅丽，摇摇头，“姑娘，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部队驻地的具体信息是保密的，我们这里也查不到。别说我们了，就是县里、市里武装部，没有上级机关的正式函调，也不能随便透露部队具体位置。这是纪律。”
梅丽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但她不肯放弃，哀求道：“同志，求求您了，家里真的有天大的急事，人命关天！我娘病得快不行了，就想着见儿子一面……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哪怕给我指个大概方向也行啊！”
老同志看着梅丽焦急苍白的脸，眼神里似乎有了一丝同情，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谨慎：“姑娘，你的心情我理解。但规矩就是规矩，部队有部队的保密要求，谁也不敢违反。这样吧，我建议你，还是通过写信联系，这是最正规的渠道。如果真有急事，可以试试通过你们村委会或者镇政府开个证明，说明情况，然后寄到部队信箱，或许能引起重视，加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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