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羌居西北,号为西蕃,自中唐以来便世代内附中原,称臣纳贡。
此时的党项虽有定难军节度使之名,李继捧献地归宋,大部族也都奉行大宋正朔。
但实际上,党项就是大宋这头雄狮身侧盘踞在西北的一群豺狼。
戈壁上的豺狼惯会观望风向。
他们看似恭顺臣服,总是守在边塞脚下,捡着中原互市的残汤剩饭。
但一旦中原重兵北顾、边陲空虚的时候,他们便会露出獠牙,一拥而上劫掠村寨、蚕食疆土。
这个比喻,就是党项现在最真实的写照。
从太清殿出来往东宫去的路上,赵惟吉满脑子都是这股势力的来龙去脉。
方才殿上赵普那句“历练正当其时”,父皇当着两府重臣的默许,翻来覆去在他脑子里转——这哪里是派个差,是明明白白当着宰执宿将的面,把储君的分量摆到了外藩面前。
思绪沉下去,便落到了党项百年的纠葛里。
大唐盛时,党项八部尚是青海、甘南草原上的羁縻州民,中原与诸部的边界远在庆州、灵州一线。
这灵州不是后世的边陲小城,是整个西北朔方的核心重镇,是扼守河套的咽喉要地。
安史之乱后,吐蕃东进,藩镇割据,中原无力西顾,党项诸部才一步步内迁,顺着黄土高原向东蔓延。
直到唐末黄巢之乱,拓跋思恭领兵平叛有功,受封定难军节度使,坐拥银、夏、绥、宥四州,才算真正在河套南站稳了脚跟。
银夏诸州本是中原故土。
自汉武置郡以来便归华夏版图,世代是汉家百姓耕牧之所。
党项人口中的“定难军基业”,说到底是唐末乱世里朝廷给他们的羁縻名号。此事载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之中,斑斑可考。
而后世党项人动不动拿来说事的“发祥圣地”横山,从始至终,哪怕是他们疆域最盛的西夏时期,也从来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故土。
《宋史·夏国传》记载,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是西北的天然粮仓与马场,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原王朝抵御北狄的前线。
世居此地的是汉、蕃、吐谷浑诸部杂居,党项拓跋部直到唐末才借着平乱的由头,第一次摸到了夏州的地界。
而银夏之地更是大宋通往河西走廊、控扼西北诸藩的关键通道,往西可断吐蕃与契丹的联络,往北可扼制北狄南下的牧马地,战略意义极高。
从五代初年开始,中原梁唐晋汉周轮番更迭,无力顾及西北。
定难军的拓跋家便在夏州之地大肆吞并异姓部落,剿杀已经归附中原的党项诸姓,并且往南一步步渗透横山诸寨。
这个时代西北边陲地广人稀,中原王朝的重心始终在河北与中原,对横山之外的荒僻之地认知有限,也不可能大规模迁民实边。
而党项对银夏诸州垂涎百年,对这片土地的山川地形、部落分布了如指掌。
现在是太平兴国十年,正好是李继迁逃入地斤泽的第三个年头。
三年前李继捧献四州之地入朝,李继迁带着族人与亲信逃入地斤泽,打着“恢复故土”的旗号招降纳叛,如今已经聚拢了数千部众,势力蔓延到了银州以北的草原。
大量的党项小部落被他们吞并,一座座边寨被他们蚕食劫掠。
只是现在大宋的头号大敌依旧是盘踞在幽州的契丹,朝中勋贵朝臣多关注河北边防,对西北荒僻之地的重视不足,地理认知更是模糊。
所以才造成了眼下这些被他们一步步蚕食的寨堡与草场,日后渐渐成了他们囊中之物的隐患。
等到往后真宗、仁宗朝,大宋与契丹定下澶渊之盟,河北无大战,朝廷才开始腾出手来系统经营西北。
可与此同时,党项对银夏诸州的侵占也达到了顶峰。
李元昊整合诸部,公然立国称帝,与大宋分庭抗礼。
只不过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坐稳地盘,横山诸部的蕃族也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不少部落一边受着大宋的官职,一边跟党项周旋,反反复复叛服不定。
每次大宋对西北蕃部进行招抚,李继迁一脉便暗中截杀招安使者;朝廷给归附部落授官赐赏,他们便关闭边境互市,对归附部落进行经济封锁,处处从中作梗。
大宋国境线太过漫长,不可能在每一片戈壁草原都重兵驻守,以当下的运力与耕垦水平,也没法在那些苦寒之地大规模迁民屯守。
党项不但侵占了中原的沿边旧土,还吞并了原本世代生活在那里的诸多小部落。
对于那些不肯臣服的蕃部、汉民村寨,他们一次次出兵劫掠屠戮。
如此狼子野心,反复无常,岂能称得上是忠顺藩臣?
直到真宗咸平年间,朝廷才逐步在横山以北遍筑寨堡,将归附蕃部尽数纳入羁縻体系。
可党项李氏如何甘心。
先是诱杀归附大宋的蕃部首领,随后对诸蕃部落开始大规模的剿杀劫掠。
蕃部依托寨堡拼死周旋,一度逼得党项人难以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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