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6月的一天，当托马斯·库伯的太太打开谢菲尔德家的门，门前坐满了人。
这些人是从爱尔兰来的，一个个面露饥色，率领这个队伍的人带着军帽，穿着红色的外套，他们听说“退伍军人、流放者、孤儿寡妇基金会委员会”的秘书住在这里，绝大多数人都停留在店铺门口，接受店主们的布施，而那个领队则进入了库伯的家里。
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宪章运动的暴力派与爱尔兰取消联合派已经结成了同盟，并且爱尔兰取消联合派已经在都柏林的修道院音乐厅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会场上悬挂着爱尔兰三色旗，以及一柄寒光四射的巨型利刃，而且奥康纳也参加了都柏林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举行的拥护宪章集会。
在1845年时，奥康纳曾企图与托马斯·库伯联手，提倡土地运动。曾经在英国影响颇深的圈地运动在这时已经进入了尾声，已经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购买土地了，如果每个会员能缴纳两英镑十先令的捐款，就可以筹措5000英镑，这笔钱足够买进地产，连同建造房屋，安置五十名会员。
接着把这块土地抵押出去，获得4000英镑，加上原始资金余额，又可以购进一份地产，再安置五十名会员，依此类推，直到第八份地产购进后，就可以安置400名会员。这几份地产三年后就可以增值一倍多，第四年至少值六万磅，但托马斯·库伯爵的奥康纳的计划不可能行得通，便拒绝与他合作。
由于奥康纳已经去了爱尔兰，库伯只找到了奥康纳众多耳目之一。在他那里，库伯却听说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宪章派里出了叛徒，而这个叛徒正是托马斯·库伯。
曼彻斯特的木工工会说他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已经与皮尔同流合污了，有人揭露他想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有人说他是个冒险家，一味追求名望，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假装正经的伪君子。
结果库伯还真的辞职了，他并不是一时气急，而是看出来奥康纳的幻想，他必然会葬送宪章运动。
房子绑定了太多东西，尤其是选举权，这些因为保障住房有了房产的工人也有了选举权。尽管因为代议制存在，就算议会外面绝大多数人支持宪章派当选，坐在议会里投票的议员们还是让他们支持的代表落选了。
但这一次的情况有点不同，因为法国的国王菲利普已经逃亡到了英国，这让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处在革命的边缘，连爱尔兰都接到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贺电。
女性在宪章运动中几乎是以家庭辅助者的角色出现，库伯辞去了职务后，那么多难民不能一直靠店铺布施，更何况根据《济贫法》的规定，私自布施是违法的。
旧《济贫法》实施家庭补贴和儿童补贴，助长了英国人口的增长，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这是导致贫困的原因，这被英国政府所接受，接着在1834年对济贫法进行了修正。
当时英国普遍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自己懒惰、道德败坏造成的，因此政府要做的不是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而是通过降低救济院的生活标准，迫使他们重新回就业市场。
倘若有私人救济，不仅会让这些公办的济贫院显得不公正，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济贫会鼓励人们更多地生育，产生更多的穷人，从而更多地占据冷静和勤奋的人的资源，修正案的目的是尽可能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而且亨利·梅恩爵士还按照社会达尔文理论，指出穷人是不适合生存的。
这时一个还没有封爵的望族后裔出现在谢菲尔德，他原本是一个浪荡公子，与一群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混迹在一起，尽干一些玷污人类美名的恶行，但这个名门子弟却是符合贵族形象的，堂堂仪表中流露出一种矜持的神态。他对库伯说“工人兄弟们，凭你们劳动的特征，你们才是真正的贵族，今天我做出了我的选择，我愿意与你们同甘共苦。”
接着他拿来了大把的汇票和食物还有两匹马给了库伯，口口声声地说“愿上帝宽恕我，我一想到养肥这些马的食物本来可以用来养育我所看到的正在母亲怀抱中挨饿的小娃娃时，我就向上帝请罪。”
好像这位名门后裔是不希望自己的灵魂堕入地狱才那么慷慨的。
接着这位名门子弟告诉库伯，政府在安插密探和叛徒，他们负责记录每一个领袖的名字和住址，接着将这份名单交给了部队里的神枪手，让他们将枪对准每个被指定的人。
难民中有退伍兵，他们愿意保护库伯和他家人的安全，但库伯却警告他们不要上当，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宪章运动变成暴力的流血运动，借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宪章运动只能以道义的力量来抵抗压迫者的暴力。
事实却是，爱尔兰取消了《人身保护法》，一大批被列入名单的人可以任意逮捕，奥康纳也取消了游行。
暗杀的秘闻传地有鼻子有眼，有一个失败的投资者，因为宪章运动赔了不少，所以策划了一系列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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