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这数年时间里，朝廷诸司组织结构较之往年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如今大唐三省六部的中央组织结构虽然也是总结以前历代政治得失，在此基础上的一个集大成形态，分曹治事、各有专工且彼此不失制衡，后世历朝也都沿袭这样的结构，在此框架之下有所增减。甚至许多番邦政权也都以此为标准，多有效法。
但制度完美与否，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如果罔顾现实的情况，那看起来再怎么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也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如今朝廷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虽然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在实际的决策与行政层面，则就变化很大。
首先是集英馆这一皇帝的亲信幕僚们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将中书、门下的权力进行了分割。以往两省之显重，那是从上到下全都有所体现，中书令、门下侍中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而作为两省中层的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在朝廷制敕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毕竟每一项关乎国务大计的决策，也都不是皇帝与宰相们一拍脑门便决定实施。从最初的发现问题、立项讨论到最终的形成决策，几乎都是这些两省中层在负责。
也因此，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虽然只是官在五品，但却自有储相之称，其在朝情局势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四品通贵。
集英馆学士群体的出现，让皇帝有了一批固定的智囊们可以进行国务探讨，无论是在章轨制度的拟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让皇帝的意志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体现，对皇帝权威的提升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除了集英馆之外，便是枢密院的创立与军政分离。这一项改变意义就更大得多，让国家在军事方面有了一个更加独立、系统的管理与决策机构。
姑且不论对当下政治格局所带来的沈恪改变，枢密院的创立可以说就算朝廷政治也陷入类似武周朝前后那样的混乱状态中，也能让政治斗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
当然，这实际上也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毕竟无论制度如何安排，待在位置上的总是人，想要完全的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也几乎不可能。
只不过眼下，朝廷国力逐渐恢复，需要军政并举。军事制度上的探索如果过于滞后，也会给实际的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制约。
除了这些军政格局上的巨大改变之外，在实际的事务层面，所进行的改变那就更多了。像太府寺下面加设的宅厩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九寺是朝廷执行具体事务管理的一线部门，所以其曹司的增减也就需要有更加的应时性，而这当中的改变，也最能体现眼下朝廷政治在国务处理方面的真实情况。
像社监署的成立，取代百工监管理内外百工。这看起来似乎只是相关衙署改了一个名字，但在实际的职权与管理方式上则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的百工监，是设在将作监之下，主要负责统筹管理诸色役工匠、储存并提供竹木用材。而职能类似的平级机构，在诸司中仍然极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禄等各自属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户、官奴等职能与机构。
相关的机构林立杂设，已经让人事分散且难以统合，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衙署虽多，但对真正的民间生产力却乏于统合与管理。
有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便将相关衙司大作裁撤，以司农司总领官奴婢给役事宜，少府织染署总掌织造内外织造事宜，京苑总监管理两京并北都诸皇苑园业维持与生产，工部计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这四者无涉的事务，则就尽数汇总于社监署。同时社监署也增添了一个新的职能，那就是管理民间各色工匠，制定行业标准。
之所以事权要进行这样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员冗司、降低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调、以实物为主体的税收方式，这种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为基础的社会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税收过程中所收集上来的各种物料，又需要足够的工役将之加工处理成可以使用的产品。
这种财政模式自有其优越性，从材料到生产一手把持，政府面对各种灾害的抗压性更高。只要保证足够的行政能力，几乎不需要进行什么对外的索求与增补。
但这种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说均田制这一土地分配的社会基础能否得到保证，随着大唐国体越来越大，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工而诸事统管，这又会给政府行政能力带来多大的压力？
所以随着疆域的扩大、政治体量的激增，以及民间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朝廷行政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成本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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