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里顿时就乱成了一团，女人的尖叫声、哭喊声和男人的“杀人了”、“杀人了”的喊声交织到了一起。
萧四明瞬间就明白了，这是天津的抗日铁血团在除奸。肯定是他们得知了穆少卿来看电影的消息，也弄清了穆少卿的座位，但是不认识他，担心误杀了，这才谎称有人要找穆少卿，写了个纸条，通过放影员打到了银幕上。穆少卿不知是计，站了起来，和铁血团的杀手朝相了，那就必死无疑了。
低低地对燕柔说了声走，萧四明就长身而起，一手拉着燕柔，一手用力把同排座位上的观众往座位上推，想率先冲出去，看看能不能帮那个刺杀穆少卿的志士一把。
电影院里人多了，又遇上这种情况，全都乱了，急切之间，还冲不出去！
等到萧四明拉着满脸是汗的燕柔挤出人群，冲出电影院的时候，刺杀穆少卿的志士早已杳如黄鹤了。
电影院门口躺着一个欧洲男子，看样子已经死了。另外一个欧洲男子躺在地上，身边有几个人正在施救，应该是受了伤。
萧四明不用问就知道，这两个欧洲男子仗着身高体壮，冲出来拦截刺杀穆少卿的志士，都挨了枪，一个被击毙，一个受伤。
再过一会儿租界里的巡捕就要赶到了，萧四明可不想惹事上身，让那些巡捕发现，去接受询问，拉着燕柔就走，在路上拦了一辆黄包车，直接回惠中旅馆去了。
到旅馆后，回到房间，萧四明就想，这个时候的天津和上海一样，虽说是沦陷区，但因为有租界，可以掩蔽那些抗日志士。照目前的情况看，除了满清、北洋政府的遗老遗少们躲在天津的租界，华北的许多有钱人也都躲在天津的租界，这和江南许多有钱人躲在上海租界、造成租界畸形繁荣的情况差不多。因为是畸形繁荣，美国、欧洲的银行、商行照常营业，小鬼子暂时也拿租界没办法。就是以后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查封英美等国的租界，但法国、意大利的租界不会查封，还可以继续存在。既然如此，就得利用这种有利条件！
萧四明知道，此时，河北省委、冀东的地下党组织都在天津活动，正在酝酿掀起冀东大起义呢。冀鲁边工委的政治交通员李广文曾在2月份到天津找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可能河北省委派往冀鲁边的干部已经在去冀鲁边的路上了。只不过他没有和他们的联系方式，没法和他们接头而已。
这不是难事，等回到部队后，可以通过河北省委派去的干部和天津沟通联系，也可以通过师部、总部和北方局，与天津地下党组织沟通联系。必要时，抽调干部，组成冀鲁边驻天津的情报系统，及时掌握天津日伪军动态，同时可以从天津采购冀鲁边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一念至此，萧四明就想，必须得建立敌工部和城工部，敌工部专门负责瓦解伪军、建立两面政权的工作；城工部专门负责城市工作，不但要在天津建立情报站，还要在北京（日军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煞有介事地宣布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张家口、石家庄、保定、衡水、德县、济南、青岛建立情报站，形成一个严密的情报网。这样，才能应对未来的日军重兵扫荡，做到敌动我知，掌握先机！
暂时间如果力量不足，就优先在天津、济南、德县、东光、沧县这些对冀鲁边影响大的城市、县城建立情报站，必须得掌握津浦路上的敌情，以免被日军偷袭。
萧四明心里有数的很，自从盂县藏山祠接敌后，除了碾子沟阻击战外，打的都是偷袭战。包括碾子沟阻击战，实际上也是打了日军一个冷不防。这种好事儿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等到日军知道先遣大队到了冀鲁边，而且判明先遣大队就是袭占盂县城、在碾子沟击毙石田金藏、偷袭测石站、摧毁太原机场、袭占寿阳城、歼灭日军第十六师团骑兵第二十联队、袭占连镇、炸毁子牙河铁路大桥的八路军后，势必要调动重兵横扫冀鲁边。到那时，小部队局部偷袭战或许还会经常发生，但几率很小。因为部队一旦陷入日军的包围圈，天上是日军的飞机，地上是日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骑兵、步兵，还去哪里打偷袭么，能突围就不错了！
一想到日军可能到来的重兵扫荡，萧四明就想，还得尽最大努力迷惑日军，尽可能隐蔽先遣大队到了冀鲁边的事实，最起码，也不能让日军知道先遣大队以往的战绩。不能让日军把摇篮中的冀鲁边根据地扼杀。
如果等到日军打完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象历史上那样，到1939年元月、二月才开始抽调兵力扫荡、封锁冀鲁边，萧四明相信，到那时冀鲁边根据地已经初步巩固，不怕小鬼子了！
历史上冀鲁边最困难的时候，驻扎有日军3000多人，伪军1万多人，顽军1万多人，根据地被小鬼子分割封锁，部队只能分散行动，损失很大。小鬼子甚至把沿着宁津城边界筑墙，把抗日军民圈禁在墙里面，然后又在墙里面修路修据点，宁津县总共八百多个自然村，日伪军就修了一百七八十个据点，弄得我军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每到一个村都不敢多停，干部战士睡觉都不脱衣服。就这，还经常遭到日伪军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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