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政府表示这史书写的不对，前朝隆庆年间就被禁了，李仁任其实不是李成桂的爹，我们修的《明史》不采取这个说法。
条件嘛，是朝鲜那边，放开禁奢令，大顺的出口品在海关纳税之后，不再缴纳其余的厘税官银在内部通行无阻。
同文化圈还是有同文化圈的好处，能准确摸到文化圈内的着手点。
西方势力要搞的话，就很难摸到这个点，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找到这个点。
这主意当然不是刘钰这种非大顺人想出来的，自有其身边真正的大顺人给出主意。
结果就是朝鲜搞了一波文字狱。
朝鲜的士大夫阶层本来就内斗的厉害，党争严重，借机搞了一波政敌，百十来个脑袋落地之后，改革派全面失败，被杀了一批流放一批，保守派和反动派全面掌权。
而这场朝鲜的蚊子狱，也直接造成了后续朝鲜国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更直接影响了大顺对藩属“郡县化”问题的最终决策。
因为……蚊子狱处置、流放的这些人，都认字，而且都认识汉字。
官又做不了，又都识字且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恰恰证明他们有资格参与政治——所以这群识字的人会干什么呢？
…………
准备回乡找家人的搭车人，在仁川逗留的两天时间里，并未感觉到有甚么不适应的地方。
一群人卖货。
一群人买货。
说的是朝廷官话，用的是发行的纸币。
他又不是做生意的，也不能亲身感受为什么高利润的“高丽三宝”，实际上是普通商人所不能染指的。但脑子稍微一想也就知道，这种好东西，能做这种买卖的，不管是朝鲜那边，还是大顺这边，肯定都是门路特别宽的。
看了一看，发现倒是和三江口、通江子、营口之类的地方，没什么太大区别，都是买卖货物，也丝毫看不出什么异国风光，便觉无趣。
自等了两日，这边的船客上船，便往松江府而去。
他隔壁吊床上那个做鱼胶生意的小贩已经下船了，仁川这边也没有人再买这个吊床铺，但这个吊床却没空多久。
从仁川起航第二天上午，客船就遇到了点事。
结果他去甲板上透气的时候，正赶上远处发现了几个人飘在小船上，显然是发生了海难。
他就帮忙搭了把手，救上来几个人。
客船这边的人，询问之后确定都会说汉语，不是朝鲜人之后，就收了这些人的钱，给安排到了船上。
归乡人旁边空出来的那张吊床，也就住进来一个人。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操着一口稍微有点古怪的胶辽官话。
简短的交流之后，这人自称自己姓赵，山东省登州府人士，跟随商船往朝鲜做生意。结果遇到了海难，幸好得这艘船搭救。
再多聊下去，这个自称姓赵的便不说话，看样子不是太想说话，归乡人也就没再多问。
唯独听着这个人也姓赵，心想这倒也是缘分，因为他也姓赵，名叫立本，很寻常的一个盐工的名字。
想着这人显然是个商人，又是登州府那边的人。
虽说萍水相逢是个缘分，而同姓虽然也是缘分但姓赵的人多了去了，两个人日后也没见面的机会了。对面又是个闷葫芦，几句话憋不出来个屁，看起来也不愿意和人说话，也没什么可聊的。
只当是自己归乡途中遇到的一件小事，顺手为之，日后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认得谁。
他此时自是想不到，不久之后他回到家乡寻找弟弟老婆孩子的时候，与这个人还会再次相遇，甚至还要同行好一段时间。
直到那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人其实并不姓赵，甚至不是大顺人氏。
而是朝鲜国的人，姓权，叫权哲身。
这个人在原本历史上，也算是朝鲜国族历史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后续韩国的基督教泛滥、士大夫阶层拒绝西学、基督教在半岛底层全面发展开来，都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这倒不是说他是个多虔诚的基督徒，恰恰相反，他是个正宗儒学弟子、两班贵族、朝鲜国开实学先河的李瀷李星湖的关门弟子。
星湖学派左派的核心人物——星湖左派着眼的是朝鲜因为商品经济发展而旧制度瓦解、土地兼并民不聊生的农村，但实在找不到路了，最终走向了“以耶补儒”，希望重建道德建设道德天国三代之治的路。
他们尝试过改革和救亡图存，尝试过破朱子而立新学，但结果却是真的找不到路了，最终在以耶补儒的过程中反被同化——路是有的，破而后立，砸碎旧的一切，立起新的普遍适用的东西，才能将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再把世界的，包装成传统的；最后世界的，才会是民族的——比如普遍适用的科学原理，正因为是世界的，所以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打上思想钢印，被认为那是西方民族的。
但显然，大顺作为文化母国和文明母国，有这个机会，比如引领普遍适用的工业时代物质基础的新文化，然后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世界的但却是民族引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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