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时间，悄然而逝，对于大汉百姓而言，迎来了真正安宁祥和的生存环境，对大汉帝国而言，这是段关键的转折期。
在刘皇帝的领导下，在贤相能臣的辅助下，在开宝新政精神的指导下，大汉也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巩固统治。
而在这两年，大汉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南北携手，走向繁荣。总结得来讲，就是政治保持稳定，经济趋于繁荣。
天下一统，尤其是东南地区的收复，对大汉经济上的加成太高了。仅开宝三年，通过运河自江淮输送东京的粮食，就达三百五十万石，占朝廷官民消耗半数，而这个比例，还会逐年增加，上升空间很大。
至于其他钱绢财货，更是大量的送抵开封。当没有国界，没有战争，且放松政治上的压迫后，东南地区的经济活力重新焕发，并且直接迎来爆发。
朝廷所推行的开宝新政，减民负担，休养生息，主要目标是缓解旧时代的社会矛盾，建立新时代的统治秩序，在这个基础上，迈向太平盛世，予帝国子民追求更安定富庶生活的机会。
而到开宝四年为止，所能见到的成效喜人，并且证明了，大汉的施政方针与理念并没有错，只要按照既定的国策走下去，大汉必将迎来一个安定繁荣的时代，华夏文明也将再度实现复兴，留下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
当然，这并不代表，大汉就没有他的问题了，整体平静，宏观上维持稳定，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还是有不少波折。
东南地区的发展潜力，犹待挖掘，治安秩序，一直到开宝三年，才真正稳定下来。由韩熙载领衔整改事宜，从头到尾都不是一番风顺，挣扎、反抗，此起彼伏。
两江地区，仅在迁豪事务上，就发生了十七次叛乱。当推广到两浙之时，所引起的动乱就更大了。“白”拣的地盘，消化起来难度总归是更大的，刘皇帝也头一次认识到，地方豪强的威力。
开宝二年冬十月，因为朝廷过于强势急切的整改措施，两浙大叛乱，几乎波及全境。由原吴越的官吏、军队、豪强、富商联手，向大汉朝廷秀他们的肌肉，这些利益受损者，杀朝廷委派的官员，废除朝廷的制度与政策，恢复吴越旧制，裹挟了一大堆两浙百姓从乱。
叛乱盛时，杭州以南，几乎每州每县都能见到叛军的旗帜活动的痕迹。那场叛乱，自然引得刘皇帝震怒异常，给出的反应，也很强势果决，镇压了再说。
因为吴越大叛乱，朝中有一干官员建议，改变一下在吴越推行新政，或者缓行，用以安抚。凡是上此奏的官员，不是被降职，就是被罢官。有多少年，刘皇帝没有妥协过了，何况还是这种情况。跟不上他思想的人，也不配在朝中为官。
即便在对吴越的事务上，有些做得不妥的地方，但总结反思，那是事后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平息事态，而保守妥协。
刘皇帝的诏令一下，安置在东南的文武，自然是一起发力，放开手脚平叛。没有不尽力的，不管引起叛乱的原因是什么，在他们监管下出来这么大的乱子，都难辞其咎，因而都是尽职尽心，以求冲抵罪责。
平叛的主帅是石守信，都监是赵延进，这两人负责军事，自然不会有什么意外。平叛所用的军队，则大多是由吴越人改编的地方军队。并且，从头到尾，留驻东南的禁军，只是驻守各大城及军事要地，起个托底的作用。可以说，那是一场由吴越人自相残杀的叛乱与平乱。
吴越的叛乱，声势闹得挺大，但终究是一场由既得利益者各自为战的反抗行为，虽然相互响应，却没有统一的指挥，共尊的首领还是远在开封享福的淮阳王钱弘俶。
当时，对于钱弘俶来讲，吴越叛乱的消息已经够惊人了，而令他感到惊恐的则是叛军遥尊他为帝，要复吴越国。
对此，钱弘俶没有丝毫犹豫，进宫请罪。钱弘俶的反应也算快了，因为没多久，一道道针对他的奏章就呈到刘皇帝御案上了。也就是刘皇帝够大度，也清楚钱弘俶无辜，对他善言安慰，方才使他安心。
不过，还是以钱弘俶的名义，写了一份《告吴越百姓书》，发传两浙诸州，将那些“义军”打为叛逆，消减不明真相被裹挟民众的抵抗意志。用处自然是有的，刘皇帝由此认识到，钱氏在两浙地区的影响力，可谓根深蒂固，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除得了的。
叛乱，前后持续的时间不能算长，只有三个多月，大股的叛军迅速被消灭，消耗的时间，也主要在集中在向浙南挺进的过程中，地形地势的限制有些明显。
不过在进入开宝三年正月，叛军或死、或降、或逃，吴越叛乱宣告平定。时间不长，但对吴越地区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承平六七十年后，吴越地区所经受的最大的一次战乱。
积极意义倒也不是没有，至少通过这场叛乱，让朝廷在后续对东南地区的整改中，手段柔和了些，并且改良了一些新政中比较想当然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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