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激昂了一日，骂声才小了不少，黎利在疾病之中，对此事进行的否认，可在真相面前，这事儿又如何能否认得了呢，先是此行的使者陈嘉，就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亲口说出，这求和的诏书是皇帝亲手所写，交给他之前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这番话儿一出，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嘉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嘉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这下皇帝不仅丢了面子不说，还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终于面子上挂不得，老羞成怒，下旨：陈嘉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他这个新任的礼部侍郎应负全责。“虽如此，但群臣仍不依不饶，皇帝只好痛心疾首、欲哭无泪，悲愤地向天下官绅百姓第二次下罪己诏，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危机重重、病入膏肓的大越国了，诏书的最后，痛心疾首对自己这次的悔悟：”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佑，人只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要说对于，一个一向十分孤傲自负的黎利而言，能下这样一份措辞深切自责的“罪己诏”，实属不得已之举。假如再联想到他即位之初的中兴之梦和踌躇满志，则更体会到他亲自御笔撰写此诏书时的痛苦而矛盾的复杂心境溢于言表，可谓危局使然之，实出于亡羊补牢之忧患。只可惜这次群臣却不如先前那么给面子了，仍揪着皇帝这次的罪责不放，更有言官更是指出，皇帝此举根本是消防宋徽宗的把戏，一时群臣更为愤怒，消息送入皇宫，据说皇帝当场就气得差点吐了血，情况才好转了些。
御书房的皇帐中，一脸病容的黎利身着一身龙袍，斜倚在软榻上，在连番的打几下，强夯如他也支撑不住了，彻底病倒了，这次已是无法下床，甚至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如此破败的局面，又让他不得不强撑着精神，听取太监的汇报。
当听群臣指责他此举有宋徽宗之嫌，黎利眉头挑了几下，忍住的愤怒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但硬生生的咬牙吞了回去。他虽不读史书，但并非不知史事，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值此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这才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宋徽宗这才发布“罪己诏”，诏书中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宋徽宗为何要下这样一道“罪己诏”呢？一是出于无奈：朝廷危在旦夕，众臣一再“建议”，不能不为；二是积疾难返，无药可救。宋徽宗是个捡来的皇帝，又常以女人和诗为重，不听劝阻，自在享乐，一意孤行，致使大宋江山，面对兵临城下。但不管如何，宋徽宗还是下了“罪己诏”的，不过，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难免有些羞羞搭搭。群臣这是指责他下罪己诏的诚意，此话儿虽有些难听，但不得不承认，的确如此。
局面如此之坏，让黎利有些心力交瘁之感，但还是强大着精神坐起来，看了一眼一早就坐在大帐左侧的范文巧、郑可、黎银等人，有气无力的道：“你们都说说吧，局面如此，朕该如何是好？”
三人各自看了一眼，如今的局面，让三人颇有些措手不及，据说今日一早，文武百官又离去了不少，就是百姓也都投奔交州城了，这些事儿三人碍于皇帝的身子，都不敢直说，生怕说了皇帝的身子再加重的话，那后面的计划可就无望了。
但不说并不表示有法子收拾了这个乱摊子，如今这局面，三人还真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破解这一团死水，所以一时谁也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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