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马皇后还算清醒，觉得有点过分，劝道：“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祖父才保住小命，发配云南，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这么做并非此举不可行，而是找错了对象。
洪武爷是一国之君，为人性子，他连誓死追随他的开过功臣都能杀，这样的人只能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祖父寻求他的庇护，不被杀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再看纪纲，此人虽是臣子，但为人飞扬跋扈，桀骜不训，诡计多端，曾矫旨下盐场取盐数百万斤，夺官船运输，尽入私囊。构陷富商上百家，夺其资为己有。还曾阉割良家幼童数百人，服侍左右，这样一个不知消灾躲避灾祸的人，势力再大，能力在强，人脉再好，一旦圣眷不再，昔日的重重的就是杀死自己的利器，这样的人虽能成事，但不能长久。
而徐家就不一样了，先不说祖上魏国公追随洪武爷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就是魏国公为人低调，知道收敛的性子，徐家子孙都很好的继承了，大明开国将近六十年，徐家不但没有衰败之势，反而日益壮大，若不是懂得经营之道，是断然走不到这一步的，再看徐家一个皇后，两个国公，当朝皇帝又是自家亲戚，算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了，这样的大家族，绝不是纪纲可比，所以从徐显宗亮明身份的那一刻，沈衡就已做出了死死抱住徐家这条比大象腿还要粗的大腿不放手。
自古经商，想要发达莫不是离不开官家的庇护，这一点在大明尤其是变得明显，山西的晋商、浙江的浙商、安徽的徽商哪一个大家族的背后，不是有官场的影子在支持他们，若不然士农工商，商人本是最末等，哪有与天下争利的资本，他们沈家想要再次壮大，就离不开这个“官”字，他本正头疼，哪儿去找一个可以靠得住，信得过，站得稳，且对自己沈家不嫌弃的官儿，没想到老天爷竟送给他送了一个这么大的礼物，大得让他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但这一切就是真的。
天下的官儿大的是有不少，可能比得过徐家的已经没几家了，这样的大腿老天爷送上门了，除了紧紧抱住他再也想不出其他了。
毕竟是年纪大了，这么一番思索，顿时感到有些疲倦，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茶，从旁边一堆卷宗中，精心的挑选出了一本书卷来，昏黄地罩灯下映射出事书卷扉页上几个字儿来――《太平广记•；神仙传》，这是一本杂书，宋代以后，唐人本已逐渐散失，话本、杂剧、诸宫调等多从《太平广记》一书中选取题材、转引故事，加以敷演；说话人至以”幼习《太平广记》”为标榜。宋人蔡蕃茄曾节取书中的资料，编为《鹿革事类》、《鹿革文类》各三十卷，算是一种流行的杂书，与这种书一心为科举之人断然不回去诵读，但沈衡却是极为喜欢，若说四书五经里有读书人的圣人之言，圣人大道理，那么这本《太平广记》同样有他的圣人之言，圣人之理，事实上几乎每个商人都会在家中放上一本，不时的看一看，这倒不是商人都喜欢传奇，事实上比起阅读前人的传奇，他们更喜欢创造属于自己的商业传奇。之所以人人都看，那是因为书中有一个他们绕不过的大人物――陶朱公。
这陶朱公在商人的眼里的地位，就好比孔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都是超凡入圣的人物，诸勾践灭吴后，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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