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度兵败后直接跑到浙江巡抚王有龄处，王有龄是曾国藩政敌。
曾国藩大怒，准备上书弹劾他，让李鸿章拟稿，李鸿章坚决反对，愤而扬长而去。
李鸿章在外面闲逛了一年，四处碰壁，后来还是回到曾国藩幕府。
为李鸿章牵线的是郭嵩焘，当初劝曾国藩出来办团练的也是郭嵩焘，劝左宗棠出山的也是他。
曾国藩跟李鸿章可以说更多的是长辈对晚辈的栽培，后来李鸿章给曾纪泽写信，也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三、左李之争如果说曾左之间的矛盾还有些偶然性因素的话，那么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简直是天生的对头，两人从性格到到经历，从洋务方针到防务理念，都有本质的区别。
性格上，左宗棠直爽任勇，李鸿章圆滑世故；经历上，左宗棠以军功显，李鸿章虽然也有军功，但是上面说了，他的最大长处就是精通时务，也就是洋务，擅长跟洋人打交道，左宗棠虽然也办洋务，但是对洋人插手中国事务，一向是深恶痛绝的。
左宗棠办洋务，是立足于造的，他办的福州船政局，逐渐的用国人替代洋员，李鸿章则是，非洋人洋匠不可；至于塞防海防之争，李鸿章认为，“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而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而是晚清在财力窘迫的情况下，选择重点的不同。
左宗棠也说，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
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
两人的斗争一直到左宗棠死才画上句号。
曾国藩对左宗棠、李鸿章，都有提携知遇之恩。
左宗棠性情高傲，自比诸葛亮，后期与曾国藩多有不和。
曾国藩死时，曾家人对左宗棠来吊唁战战兢兢——知道左宗棠生性高傲，生怕他送来一副刻薄讥讽的挽联，那样在众人面前可真是颜面扫地。想不到左宗棠写的却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为官清廉，没有留下什么钱财，死后居然连办丧事都颇为困窘，左宗棠见此，还赠与一笔银子，供曾家办丧事。
后来，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在前清做官，也多得左宗棠提携保荐。
当然，曾纪泽不会为左宗棠在华国任职而多说什么，因为左宗棠已经进入过陛下的视线，华皇要怎么安排，轮不到曾纪泽说，曾纪泽也知道，自己说了也是白说。
李鸿章以曾国藩门生自居，对曾国藩十分恭敬，但是与左宗棠却互不喜欢。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也在华皇这里加分不少，因为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是在曾国藩死的时候，和死后的态度，都和一个做儿子的人无异。
左宗棠不喜欢李鸿章做人太圆滑，才识不及自己，官位却此自己高；李鸿章觉得左宗棠挥霍军费，好大喜功，过于自负，对其行径处处看不惯。
两个人明争暗斗几十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倒台，就是两个人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李鸿章为人比较圆滑，这在晚清混浊官场自然更受欢迎，左李二人争斗，终以李鸿章胜利收场。
萌总裁这样对曾纪泽下决断：“曾文正公会做人，李鸿章会做官，左宗棠会打仗，也能做实事。”
曾纪泽点头道：“我同意陛下的看法，做具体的事情，李鸿章不见得比左宗棠强，左宗棠有一股劲，李鸿章想法太多，不过，李鸿章在总揽全局上面，还是可以的。”
曾左之争只在于政见之争，曾国藩的思想较为保守，而左宗棠的思想则较为激进。而两人其实还是互相十分欣赏的。
而左李之争已经由政见之争转化为了义气之争，即只要是李鸿章说的，我左宗棠就是不同意；而你左宗棠要做事，我李鸿章自然也要拆台。
最终，两人之争以华国推翻了清廷的统治，改天换日，李鸿章的胜利而结束。
李鸿章的胜利在于到了华国政府的时代，李鸿章仍然能够发挥才能，能够妥善处理和华皇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对于左宗棠的胜利。
李鸿章是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李左之争中李的胜利表明曾左之争，其实曾国藩是完全可以胜利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却没继承他的宽容。
回首这些往事，曾纪泽和华皇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感慨万千的。
华皇并不是一个很喜欢怀念过去的人，“我说这些，算是和你共勉吧，你父亲代表了目前大部分前清下来的读书人，我相信，他的成功之道，在华国的新时代，仍然有用。你父亲三十岁以前是庸人，三十岁之后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是自律成就了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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