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义这个于五代十国前两朝时节，论开垦荒田，治理农政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能臣，到底还是按其原本的轨迹，在他地位尊崇，享得高官厚禄之后，也渐渐的变成一个贪赃枉法、懒政惰政的滥烂官。
李天衢自然晓得，张全义前半生为官治理的经历，与他后来完全判若两人。当初的他能治理得一方民生富足，是个独见良麦佳茧，才心满意足的能臣好官；
可是再到他走正史线归降后唐时，由于买通贿赂李存勖的正妻刘皇后，认了她做义女而倍受尊崇，再治理地方政事之时，便已退化为彻头彻尾的糊涂贪官，按史载“凡百姓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
尤其是张全义诬陷意图谋害地方县令罗贯这桩子事，倒也完完全全与正史相符。他还是通过刘皇后那个干女儿，在李存勖进谗言，而只不过是个地方县令，李存勖不知底细，遂批了将罗贯处死的奏书，结果却闹得“冤枉之声，闻之远近”......
这基本也能看出，罗贯虽然只不过是一介县令，却也是个清正的好官，所以遭冤杀后，才会引得黎民百姓为他叫屈喊冤；而罗贯不愿巴结讨好权贵，而激得张全义心中忿恨，甚至不惜混淆黑白，意欲谋害下僚。
李天衢面露冷笑，心说只不过张全义并不知晓，他已开始打算冤杀罗贯一事，以为皇帝日理万机，又怎会顾得上河阳地界一介县令是否当真反了死罪，想必也能蒙蔽过去...可张全义弄这一么出，却是相当于给自家主公提了个醒，也是时候该拿他开刀了......
本来李天衢便已开始考虑，再任由朝堂中那些得势而日渐猖獗的高官显要以权谋私下去，对于官场与民间的影响愈大，差不多已是时候开始收网整治，而张全义既已意图诬害忠良，那也更要出手，不必再等下去了。
而李天衢也十分清楚，除了张全义以外，也属于自己要清洗整治目标的李振、高郁等重臣与其党羽，一个个老奸巨猾。如若拿张全义开刀，也势必会惊动他们...所以既然肃清朝中奸党，已是势在必为，那么针对的目标不会是一两个人，而将会是涉及诸多朝堂、地方官员的大清洗。
又思付了一阵过后，李天衢悠悠开口，又沉声念道：
“高郁趁着总掌财物税赋之时，便已培植拉拢了大批官吏。朕明明已警示过他，可高郁贪婪好财、死性不改，暗中差遣爪牙大肆兼并土地，占巨额田产，还广置田园府邸，仍以为能欺瞒过朕...更是已职务之便，利用商贸政令中饱私囊，若是以唐律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剩利之属所犯下的贪污罪责，休说罢黜官身，也足够判他几千次杀头死罪了......
而那李振结党营私，屡次弹劾朝堂与州府官员，打压异己的手段，也多是无中生有。朕以唐朝为前车之鉴，也早已定下法例，禁止臣僚朋比结党，尤其是打压异己。李振也仍是明知故犯，他到底是睚眦必报的秉性，绝不会容得与其政见不合的同僚，即便以往亦有大功，如今也已是朝堂中的祸害，就凭目前搜集到的罪证，也足以出手让他与其党羽伏法了......”
按说虽然到了明朝时节，才由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设立奸党罪，以防臣下揽权专擅，交结党援...可是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也致使朝堂中派系矛盾对立激化，更是致使朝政大权旁落到各处手握兵权的藩镇节度的重要因由之一。这些事，身处于政坛官场当中的魏朝官员，当然清楚的很。
所以李天衢引以为鉴，立下相关法例督检有无官员结党营私，刻意要派系对立意图打压政敌，这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而明朝由朱元璋那个狠人所设的奸党罪，虽然意在巩固帝君权力，他搞清洗砍起人头来也是毫不含糊，但定罪的标准却是模棱两可，这也导致明代中后期宦官屡兴诏狱，而肆意冤杀重臣...李天衢同样深以为戒，极重视法规细节，立法结党罪要彻查党羽间暗通的证据务必确凿，不但要确定结党的首脑人物，也必须掌握诬害攻击朝中同僚的切实罪证，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方才能由皇帝朱笔御批，而进行彻查整治。
而很早以前，李天衢便动用巡院侍卫司派遣密探，盯梢收集李振培植党羽，并且攻击异己的罪证。以目前掌握的证据而言，也早已足够定他的罪了。
恭立在一旁的张居翰听李天衢语气中已带着些许杀意的沉声说罢，他的面色也不由一变。毕竟朝中有权臣意图买通皇帝身边近臣，以贿金瞒上欺下、以权谋私...张居翰却是奉李天衢密旨择选王禀恩为内侍省都知，而掌握了大批臣僚的确凿罪证，帝君准备对朝堂进行大清洗，他很早便已是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之一。
可以预想的是，张居翰很清楚要肃清朝堂与地方官员，也未尝不会是一场腥风血雨。而张全义、高郁、李振这些重臣权贵，又拉拢了大批官员党羽，自家主公已是打算一锅端，这场整治肃清将牵扯到大量臣僚，恐怕也不免要杀得滚滚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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